篇一：中国梦的演变
所谓中国梦应当深深植根于宝贵的民魂之中。试对宝贵民魂做出一种新的解读：
CCTV-1在深夜播出的《传说》，也许就是上古传说时代中国梦的一种抽象与具体兼而有之的表现形式。女娲的梦：使华夏人种、族群得以滋生繁衍，安全生存，健康生活，幸福无疆；补天建奇功，华夏成乐土！东方从此有了一块适宜于生存、生长的地方，造福一方，功莫大焉!神农的梦：使人免于饥饿贫困和疾病痛苦，教民稼穑，遍嚐百草，采药、炼药、制药，袪毒防瘟，治病救人；使社会从采集渔猎阶段进入农业畜牧阶段，使黎庶民众的生存与生活更有保障，更为丰富多彩，更增添了乐趣。也许他并无多少哲学思维，但却完成了生产力发展史上最重要的革命。
花神的梦:作为仙界和女性的代表，希望人间像天堂一样长满鲜花，因为花和草一样可防瘟疫、治百病；为此她们与神农一起，不避千辛万苦，克服千难万险，战胜各种妖魔鬼怪去寻求、获取净土和真水，以福利百姓。
杜康的梦：让邻居和邻族的人们多一份享受和陶醉，增加生活的美好度和人生的幸福度；他们是将社会引进“以物易物”的市场经济的先驱，大有益于社会互通有无、和谐互补地发展。
黄帝的武功和统一梦：他的梦似乎都建立在强力之上，身上、脑中似乎有太多的与猛兽搏斗，并战胜、制服它们的痕迹和习性；大为不当的是，习惯于用这种方法对付百姓大众和其他族群，妄图以暴力、武力征服奴役他族、他部，统一中原，一统华夏。历史证实，战争造成浩劫，与生民利益背道而驰。
若兮的梦：她乃是一个有好生之德、爱好和平的华夏妇女的典型和典范。黄帝的行为和轻举妄动首先引起了她的反感，黄帝的轻薄要求遭到她的强裂反对和拒绝；她公开宣布，决不会嫁给一个好战的人。这是大多数妇女对战争极其公正而富有正义感的评价——任何穷兵黩武和大规模实行镇压之徒都是中华败类。
上述种种，无疑都是十分具有中国民间和民生特色的梦，是宝贵的民魂所在。
夏商周三代国家和朝廷已经出现建立，形成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他们分别产生了不同的梦想。统治阶级的梦是，①天命所归、天子独尊、统治万年，所以他们规定了终身制和世袭制，作为那个时代最高的天命、礼法和准则；说这就是天道，任何人、团体、阶层、集团都不得违反、违抗、破坏，否则就会犯下天条。这样多数人对此就信以为真了，前三代的统治因此延续、维继了近两千年。②其经济梦想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土地全归王室所有，黎民百姓任其奴役宰割，如此那些当权执政者就理所当然地可以享受不尽，享乐无穷，荒淫无度了。大家知道，历史中出现的像夏桀、商纣、周厉、周幽那样的君王、天子便是典型的代表，造成了极端腐败腐朽的暴政、苛政、虐政；于是“治国平天下”成了那个时代最紧急、最迫切的政治课题。为了寻求
、探索“治平”
的路线、方针、方法，“百家争鸣”的政治文化格局就在华夏大地上应时出现、应运而生，一时间产生、出现了像老庄、管商、孔孟、杨墨、荀韩等众多智慧仁义、圣哲贤能的巨人和伟人，有如群星闪耀；他们具有崇高的人性道德情操，又有无往不胜的理性思辨才能，在漫漫人生和历史长河中上下求索不已，从而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丰功伟业、创新了辉煌灿烂的华夏古代文明和
文化。请看他们的思维、言论、行动竟是代表哪个阶级利益的，是在为谁说话？理所当然，代表广大体力和脑力劳动者利益、需求和愿望的中国梦，当然也只能首先表现、体现在政治领域中，下面试举几个众所熟知的例子。
①华夏第一梦，共和梦：BC841年周厉王胡暴虐傲厉，骄奢淫逸，与民争利；又派人监谤止谤，动彻杀人；国人愤而发起暴动，将其流放于彘，由周召二公开始共和行政，国人，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国人的梦、庶民百姓的梦遂得以成真，变成了现实。这是世界上出现的第一例共和政事，是当之无愧的华夏第一梦。只可惜这个在时间上和质量上都领先于全世界的国人梦，在14年之后就中断夭折了，重新恢复旧制王政，此后三千年未得一见。试设想，共和要是从那时起延续至今，中国能是今日这般模样吗？
②老庄的中国梦:小国寡民，无为而治；与柏拉图的第一等好的“理想国”梦颇有相通、相似之处。庄周不仅有化蝶梦，有“物化”的逍遥游梦，也有与老子相同的救世救民的理想梦。他认为天法自然，天道无为；天道即是天德，而君德与天道、天德应当完全一致、相互吻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事半而功倍，惟无为方能达到如此功德无量的境界：“夫帝王之德以天地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天道》）无为，既是君德，又是治天下之术；依此演绎下去必然得出结论如下：一切都应顺应自然，都须顺应黎民百姓的心愿，以大众的利益为依归，这实际上就等于否定了君主和君主制度存在的必要、理由和根据。他曾在《山木》篇中规劝鲁侯说，“吾愿君刳形去皮，洒心去欲，而游于无人之野??吾愿君去国捐俗，与道相辅而行。”要国君去皮、去欲、去国，到荒野中行走，社会岂不就进入了无政府状态？应当承认，这事实上就是两千多年后在西方和全世界一度广为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源头和先驱。庄子的议论当然是马克思、普鲁东、克鲁泡特金所不可能知晓的；然而后来许多中国的哲学家、思想家对之也不置一词，如非孤陋寡闻，那就有用心别具之嫌了。
③孔子的中国梦：“政者正也”，政治不可不正；主张“为政以德”，不可“为政以邪”；他竭力否定、反对的是为政以暴，为政以兵【《论语·颜渊》有这样一段记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除此而外，他还积极倡导、大力推广德政、仁政，“古之为政，爱人为大”（《礼记·经解》）这就是说要以人为本，以爱人为本，只有仁德贤能的人方可充当君王；他所主张的“有教无类”的教育的宗旨之一，就是要将所有那些自诩为“君子”，可并非德才兼备的专制主教化、改造成为具有道德的仁义之士，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的宏伟远大理想。请想想，从“为政以德”滑降到“为政以暴”，从德政、仁政演变为暴政、虐政，其落差、反差岂不是有十万八千里吗？
④大同与小康梦：大同其实并非孔子的梦想，他比任何人都清楚知道，天下为公、权力共有的大同，已经不可能恢复再现。大同小康说实际上只是孔子在在对社会探索求解中提出的一种理念，这个理念当然也是应“治国平天下”的需要而生成的，是他对过去历史和当前现实作出的政治总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所反映的是权力公有或共有条件下的状况和情景，但这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仪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
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以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礼记·礼运》）。这里说的统统都是政治，并未涉及经济，同什么原始公有制更是沾不上边！如此牵强附会，恐怕是很难分清曲直、辨明是非、走向真理的。孔子想竭力阐明的是，当政治和政制是“天下为公”的时候，社会状况自然会是那样；当政治和政制是“天下为家”的时候，社会状况就无疑会变成像今天这样。这个现实应当承认，而且必须以正确的态度去面对，既然天下为公的大同已不可得，退而求其次，天下为私的“小康”（小小安康之世）,也是可以期待、向往的，也是值得去争取的。孔子的一生事实上都是在“天下为家”的前提下，为实现小康社会而竭尽全力。他所采取或者信仰的实现小康理想的方法和路线是折中主义的，为此他提出了中庸之道；他反对独裁和极权专制，但是认为中庸专制、甚至开明专制也还是可取、可行、可操、可操作的；君王、诸侯们即便在素质和道德上稍逊一筹，但通过教育、教化仍然可以改恶从善，改邪归正，是可以改造好的一群；只要他们以人民为本，以礼仪为纪、以仁义为纲，为政以德，就一定会取得治国平天下的优良效果，实现天下太平的小康盛世——事实上，这就是孔子的真实梦想。我们看到，易中天在会上随意发挥，用调侃、嘲讽的语调，蔑视历史的方式，把大同梦和强国梦并列，将其说成最主要、最基本的中国梦，是从孔子经过历朝历代，到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谭嗣同、毛泽东、国民党、共产党等所有人共同努力奋斗的目标；良莠不分，善恶不分，真假不分之嫌，实在是毫无根据和理由的。
⑤孟子的中国梦：体现在两条最重要言论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为天子?”（《尽心下》）；“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离娄上》）。民贵君轻，似有天赋平等、君臣平等、君民平等、人人平等、权利平等的意念；不仅如此，还更进一步把它引申、演绎成为君权民与说——丘民选择天子；仁者在位，颇有些轮流执政的意思，他是主张禅让的，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他是这样解释仁的，“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滕文公上》）。由此观之，孟轲所主张的就不仅仍然是由君主施行的仁政，所希望的是更为进步、先进、明智的尊贤使能得贤人政治，其意向是推行、推广仁德者居之、贤能者任之的仁政。孟子首倡人性善，用性善说从根本上动摇、否定了特权统治阶级以天命观为借口，对民众百姓的天赋平等权利实行剥夺的言行；近现代出现阶级说，有人就把不伦不类的阶级论当成天命论加以运用，似乎因为出生或代表无产阶级，他就像得到天命一样具有了某种神赐的超人特权，可以不讲人性和理性，可以滥用权力对人实行剥夺和专政。孟子屡次强调说：“舜，人也；我，亦人也”；“尧、舜，与人同耳”。（《孟子·离娄下》）因此“人皆可以为尧舜”（《告子下》，这实际上是在暗示，每个人都可以、都应当拥有平等的从政、参政、执政权，用现代宪法的术语说，就是人人都应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他对君臣关系的看法也有独到之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与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关系中间该存在着多么严重、巨大的混乱、颠倒与不合逻辑之处啊！孟子曾同齐宣王讨论君权，认为贵戚之卿的责任是，“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异姓之卿也有责任，“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这显然有限制君权、削弱王权的味道，有否定王权、伸张民权的意思，所以齐宣王听罢，“勃然变乎色”。（《万章下》。总而言之，应当以人为本、以民为贵，必要时就废弃国家或者更换君主，这完全应当以人民的意愿和意志为依归，取决于人民的选择和决定。若以孟子的论辩与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的思维相比较，完全可以说毫无逊色之处。我们应该反思的是，从“民贵君轻”的高尚伟大理念，堕落到个人迷信的邪恶与丑态，论将为“四个伟大”之类的狂妄与低级趣味，这只能说是历史上最严重的倒退和反动，所造成的史无前例的罪孽深重的灾难和浩劫，只能说是反历史、反人民、反社会的十恶不赦之类的罪行。
⑥墨子的中国梦：墨家倡导的是一种以兼爱为核心、极具功利主义色彩的道德，与儒道两家不同。墨学的主要宗旨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何以利天下？有两种办法，使天下富而不贫，使天下治而不乱（试设想一下毛泽东统治时代的状况，可以说是无富无治，国家太穷、太乱了——有统计资料表明，饿死3700多万人；遭到镇压和屠杀的无辜者，不计其数，无法统计。）无数历史事实表明只有富和治可以和调、协调社会各阶层、阶级、等级、集团，以及一切社会成员间的利益纠纷和矛盾冲突，达到和平、和谐的境界。那天下之害又是什么呢？就是相互攻伐、篡夺，敌对，斗争，用墨翟的话说，就是“交相贼”；交相贼的原因是不相爱，而“别相恶”。为了“兴利除害”，所以提出一定要以“兼相爱，交相利”的最高道德准则取代“别相恶，交相贼”的卑鄙欲望和野心。如能人人做到“爱人如爱其身”，就能使彼此利益“兼”而不“别”，交相爱利。每个人作为道德行为的主体是完全平等的（道德法庭面前人人平等）；道德行为在人们之间是对等的，彼此可以互利、互报、互补的——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利人者人恒利之；墨子的话是这样说的，“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兴利除害”是一切道德行为的最终目的，是道德的价值所在；道德之所以贵，在于“义可以利人”，反之“亏人利己”则属不义。他提出一条道德世界的基本行为准则：“利乎人则为，不利乎人则止”——利人还是亏人是判断善恶的主要标准。为了除害，墨子还提出了一个完全必要并符合人民生命安全利益的独到见解和独出心裁的主张，非攻寝兵（让当兵的都去睡大觉，要不就去抢灾救险）。他在《非攻》篇中指出，“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造成互相攻伐兼并，天下大乱；全力反对王公大人们凭借武力，攻伐征讨“无罪之国”，侵城掠地、杀戮万民的罪行（一将功成万骨枯！）。另外，墨子有言：“明乎天下之乱生于无正长，故选择贤圣（贤良、圣智，辩慧之人）立为天子??”（《尚同中》）可见，墨翟也是主张贤人政治的；它还提出了一套选贤任能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圣贤从哪里来？当然需要通过选择；由谁来选择？自然是民选之，而非天命之。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从天子到三公、诸侯、卿之宰到乡长家君的普遍选择制度，这难道不是首创，不领现于权世界吗？
由此看来，中华志士仁人、智慧卓越之士在意识形态这个特定领域里，实在具有
“世界冠军”的能力和条件，并且是当之无愧的；只是后来被越来越强大、强化的皇权扼杀在摇篮里了。我们华夏曾经出现、存在过多少巨人，伟人，圣贤，仁德、勇毅、智慧、慈爱之士啊！他们不畏强权，反对专制残暴苛虐之政，本着自己的理性、良知良能、仁义博爱之心，坚决主张从道德和教育的角度限制君权，削弱王权，约束专制，革新政治，以改造、疗救中华社会——尽管强调了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但由于专制势力过分强大猖獗，所收到的实际效果却很不理想。这与后来（15-20个世纪以后）在西方进行的民主革命相比，显然有很大的不同、局限性和差距，他们是从法律和法制着手对王权和专制实现限制和废除的，有法律的强制作保证，所以就显得具有较为彻底的革命性。
说到此，不由人想起郁达夫说过的一则痛定思痛、用心良苦、教训深刻的思想：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虽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拜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怀鲁迅》)请看，在现代中国竟然还有人说出这样毫无天良、践踏历史、誓与人民为敌的话来：“祖龙虽死魂犹在，孔孟名高实秕糠”。秦始皇自然也有灵魂，但那绝不是人民尊崇的民魂，只能是一种伤天害理的专魂（极权主义的皇魂，残忍凶暴的魔魂）——如此肮脏的灵魂，恶毒的思想，难道不正就是把我们国家沦降为
“奴隶之邦”，使民族陷入“可怜的生物之群”的邪祟吗？它早已为亿万无辜者的鲜血所浸透、淹没；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也许中国也需要一辆《灵魂战车》（一部美国电影名）来整顿、清理、扫除上下高低、内外远近、历史和今日、政治与文化、意识形态和精神各方面的垃圾与流毒。从古到今，什么东西是糟粕、秕糠、垃圾，全都应该由人民群众来识别、鉴定、评价；统治者、专制主出来发话、定调子岂能算数？
（3）中世纪中国梦。秦皇焚书坑儒之后，接着汉武就伙同董仲舒搞了一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运动，中国学术思想界百家争鸣的壮丽事业遭受重创，从此一蹶不振，出现了“万马齐喑”惨淡局面，无人敢于述说、更不用说追求、经营自己的梦想了——“伴君如伴虎”、鬼蜮伎俩横行的险恶政治生态环境里，朝野城乡、上下左右、远近内外、高卑亲疏的人们，都产生了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危机感、恐惧感和奴隶感，泱泱中华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令人有朝不保夕之感的政治奴隶社会。人们心力交瘁，哪里还有工夫和心气去求索真理，弘扬中国梦。秦汉以降历朝历代横行于朝、充斥于市的全是以天下为家的权力私有阶级的妄想和恶梦，勉强能体现民魂的中国梦少得可怜，略举数端如下：
①两晋时期有思想家鲍敬言，生平事迹不详，政治上主张无君论，其思想和言论仅有零星资料保存在葛洪（284-364）所著《抱朴子?诘鲍篇》中。他是第一个对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君主专制制度提出质疑、批判和挑战的人。远古之世，并无尊卑贵贱，人人平等，安居乐业；后来出现强弱、智愚之分，强智欺凌弱愚，而“君臣之道起焉”。“君臣既立”，不平等就出现了；“有司设则百姓困，奉上厚则下民贫”；统治集团骄奢淫逸，欲壑难填，对百姓“劳之不已，夺之不休”，使“食不充口，衣不周身”，不得不铤而走险，“冒法犯非”；统治者为私利挑起争战杀伐，“推无仇之民，攻无罪之国”，使天下大乱，此“皆有君之所致也”。鲍敬言还指出，“无道之君，无世不有，肆其虐待乱，天下无邦，忠良见害于内，黎民暴骨于外”；这些暴君所以能“肆酷咨欲，屠割天下”，只是因为他们是手握生杀予夺大权的君主，如果是普通百姓，“性虽凶奢，安得施之？”；所以认定君主是一切罪恶之源，“古者无君，胜于今世”。从而从根本上否定君权、皇权之类的专制权力存在的必要性，设想出一个无政府、无君主的理想社会，那里人民无徭役租赋，“内足衣食之用，外无势利之争”。
⑵无独有偶，东晋陶渊明（365-427）写了一篇叫做《桃花源记》的作品，讲述一个无从考察的故事，描绘一个令后人羡慕、向往不已被称为“世外桃源”的小社会。为逃避乱世和苛政，一批个体生产者聚集在偏远荒鄙、深幽奇险的特殊生态环境中，组成一个社态环境优良的“小国寡民”式的聚落，其特点是自由劳动、互助合作，无官吏、无徭役、无政府、无君王。“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在这小社会中得到完美的体现和落实。“世外桃源”到陶渊明时应已存在五、六百年之久，在不受干扰和发生意外的情况下想必还会继续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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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道教学者潭峭（907-960）著有《化书》。书中提出，人类早期社会没有尊卑、聚敛、争夺，以后才有分化，产生尊贵的统治者和卑贱的被统治者；人民的反抗是统治者逼出来的，他们是“化民为悖逆，驱民为盗贼”的罪魁祸首。其主张是均食、尚俭，想象中的意图是建立一个共同劳动、共同享受的“太和”社会。潭峭是继孟子以后出现的另类“阶级两元论”者，不过其视角与“亚圣”大有不同，显得略高一筹；可以说他是世界历史上最早主张“共劳共享”而与欧洲古典或空想社会主义者相似、相近的同道。本着对民族和国家负责，我们应当承认，这是中国思想史上另一项最有价值的“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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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牧（1247-1306）是我国最早的平等主张者，矛头直指暴君和暴政，幻想建立一个“废有司，去县令，令天下自为治乱安危”的无政府自治社会。著有《伯牙琴》一书批判君主专制和强权吏治，“天生民而立之君”，人民需要一个为之服务的首领，而不是“竭天下之财以自奉”的暴君；暴君残酷奴役百姓，用焚诗书、任法律的手段防范人民反抗，根本保证不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古代“至德之世”，君主除了辛勤为民服务之外，不享有任何特权和好处，人民视之如父母，“乐戴而不厌”。后来的暴君和官吏全都是“窃人货殖”的盗贼且更甚于盗贼，他们毫无避忌地在光天化日之下胆大妄为，横行肆虐，公开抢劫——这个见解一针见血，比普鲁东的古怪言论“财产就是盗窃”，不知道要深刻、高明、卓越多少倍。百姓敢怒不敢言，敢怨而不敢诛，喜治厌乱的民众屡冒性命危险起来造反是“官逼吏迫”的结果。邓牧主张社会平等，向往一个没有压迫和奴役、没有盗贼和战争、人人自食其力的平等社会。
⑸黄宗羲（1610-1695）其思想、理想的精华是对君主、皇帝专制主义的批判，表现出近现代民主思想的丰富想象力，较之欧美在时间上和质量上都毫无逊色。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他强烈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上古时代天下人民是主，君为客；在帝王专制制度下，君民间的规范关系被人为地用强权暴力颠倒了，“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君王帝“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为一人之私“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以奉我一人之淫乐”；如此，则不如无君，“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原臣》篇强调指出，“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天下之忧乐“；他竭力反对君视臣为奴仆，臣对君尽愚忠。在《原法》中他论证了法的人民性和民主性，点透了天下公法与一家私法的区别，认为“三代以前之法”为民而立，“三代以后之法”为“一己而立”；呼吁废止“一家之法”；恢复天下之法。这些话即便在今天听起来，也是完全合乎正义和公理、民心和民意、民魂和真理的，具有无可怀疑的普世价值。南雷先生还提出了以学校为议政机关的设想，一切大政方针均应出自学校；学校应是判断、裁决是非的最高机构。“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其是非于学校。”他力求将言论自由、服从舆论列为一条基本国策，使君权受到必要的限制。黄梨洲还反对传统的以农为本、以工商为末的陈旧观念，明确提出了“工商皆本”的主张——如果华夏智能之士在17世纪都有这样的见解，三百多年间我们民族在工业革命与知识爆炸中绝不至于无所作为、毫无贡献。
⑹唐甄（1630-1704）著有《潜书》，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大胆揭露和批判。指出皇帝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自秦以来的所有皇帝都是贼，为了夺取皇权皇位经常无故杀人，残害百姓。他大义凛然地责问统治者们：“川流溃决，必问为防之人；比户延烧，必罪失火之主；至于国破家亡，流毒无穷??，非君其谁乎？”（《潜书?远谏》）这就是说国家出了事，政治出了问题，要君主帝王、元首领袖负责，追究他们的过错或罪责，让他们受到谴责、制裁甚至惩罚。唐甄的思想与战国时代孟子的主张有些近似,与17世纪英国革命中的实践也可以说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但他在实践上却只提出了“抑尊”的要求，主张限制君权，提高大臣的地位，使拥有与皇帝和权贵作斗争的权力与手段，以“攻君之过，攻宫闱之过，攻帝族、攻后族、攻宠贵之过”。
就是说大臣有向帝王进谏、弹劾皇亲国戚的权利，而皇帝则应当纳谏，惩罚那些有罪的权贵。其政治思想有很大的局限性，未能走出专制的窠臼，在那个时代已经谈不上是在追求理想，而只是想在政治上力争有所改良，其改良的程度尚未达到孔孟废暴君、除苛政、行贤人政治、施德政仁政，或者欧洲实行“君主立宪”的水平，未能对君权在道德上和制度、法律上加以任何限制。唐甄有复兴、落实先秦民本思想的想法，强
调民是国家的根本，离开了民就谈不上什么国家和政治了，并根据当时实情提出了一些爱民、保民、富民的具体措施和主张。
⑺大同梦想在清末思想家康有为（1858-1927）的《大同书》中得到进一步拓展和发扬，他是一位文笔犀利、古为今用的传人和传播者。主张以“天下为公”的理念作为反对权力私有现象和观念的锐利武器。书中谴责现实社会是不合人道的苦境，为改变现状而设计的“大同世界”首先要去国界、灭级界（消灭阶级），全地球合成一公政府，既无等级之分，也无种族之别，无君主帝王，无主无奴，“全世界人类尽为平等”，是一个“至平、至公、治之至”的社会。这些说法无疑带有极大的随意性和空想成分，多有幻想色彩，是理论上的夸夸其谈，是没有可实践性的高谈阔论，是不切实际的空隙来风，毫无任何实践意义和实践价值。批判专制，限制君权，可以说是中世纪中国梦的主流，康有为离开了这个主流，空谈大同，一门心思搞变法维新，所以没有多少现实意义。
20世纪使中国梦简单化、条理化、明朗化、系统化，不像以前那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统治阶级自私而狂妄的梦想居于主流地位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先来说说，业已过时、应该一火而焚之或者抛到九霄云外去的统治集团的梦想是什么？①君主帝王的专制专政梦，即权力私有梦，他们追求的目标是专制专政万年，是秦始皇式的万世一系；有这样的意图他们当然坚决反对民主选举制，连立宪君主制也不赞成。因为他们深知，他们在民主选举中必定会下台，梦想会落空，患有无法医治的选举恐惧症；因此反民主从来不遗余力，是绝对顽固不化、顽冥不灵、永不开窍的。②权力私有社会中的权力阶级历来都不顾无权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死活，认为他们是不配有梦想的人或贱民；权力和财产财富只能由一小撮统治者垄断享受、浪费消耗，他们极端寡廉鲜耻的念头已由慈禧表达得非常清楚：“量举国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宁赠友邦，不与家奴”。③厉行愚民政策，无端挑起矛盾斗争，大兴文字狱，大搞文化革命，禁绝任何关于思想言论、意见观点的独立、自由、平等要求；愚民是一切专制集团、权力私有集团建国、立国的基础和前提。凡是与上述三者之一有雷同或吻合之处的宗派、党派、集团和势力的言行和说教，都算不上是中国梦，只是统治阶级想入非非、一厢情愿的黄粱美梦和白日做梦而已。
20世纪已经成为历史的过去，我们回过头去观察、考察、审视、反思一下历史事实和各种势力的言行，发现只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道出、阐明了以人为本、以民为主、反映真正民魂的中国梦。反对民族压迫能不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联合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吗？因此必须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主义。要破除专制专政，能不伸张民权，提倡在法律和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吗？要从根本上铲除君权思想，清除由少数人垄断权力的私有念头，彻底贯彻实施民权主义，是振兴中华的唯一正确出路。要想摆脱愚昧无知窘境、摘掉贫穷落后帽子，能不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生活质量，增加生活安全感和幸福感，使人们生活在健康、美好、优越的生态和社态环境中吗？所以实现民生主义就成了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现实问题。这个以三民为核心的纲领反映出中华民族已经取得新觉醒，提出了建设共和国的崇高理想和完整方案——三千年前镐京国人举行暴动所发现创造的“共和行政”光辉卓越伟大的理想，再次提到日程上来，就要成为华夏大地上的美好现实。但是非常可惜，1912年建立、后来为军阀和蒋介石集团所盘踞的中华民国，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都有民这个定语，却都名不符实，名实相悖，大相径庭，并非以利民、富民为使命，而是以贫民、害民为目的，将以愚弄之，奴役之，宰割之，屠戮之而已。它们的宗旨和许诺都产生了极具功利主义性质的变异：单打一地富强统治阶级，剥夺、贫弱被统治阶级。百年来的事实就是如此，是谁也抵赖不了的!
孙文把达尔文的进化论用于人类社会，认为人们或人群组成社会的原因和动机在于使“物种进化”；社会的演变和进化也应该如是，它已经走过了“洪荒时代”、“神权时代”、“君权时代”，现在正在进入“民权时代”。孙中山先生富有人性和理性，具有充满民魂、族魂、国魂的高度智慧，他的学说成了20世纪中国梦的典型代表。他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所指的就是这一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和主潮流。显然，这是完全符合实际、规律和逻辑的，也是与民心民意、公意众意相对应、吻合的——按政治制度和政权性质划分历史时期，区别、判定社会和国家的本性，是最最科学的方法，最最合乎公平、正义和公理的标准；与此相反的说教则是反科学的，与民心民意、公意众意相反相悖。民权时代的人民所景仰、追求的必定首先是权力的共有、公有、民有，而对任何形式的权力私有（包括王有、帝有、家有、族有、教有、党有）都会予以否定和摒弃。如果连这一点也不了解、不懂得，还算是什么思想家和政治家？
Dr.孙逸仙的见解当然也有其局限性，只看到由君权向民权转变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却未能发现也会出现偶然性和变异性——君权终结以后，未能直接转变为民权，权力为某个政党所篡夺、霸占，建立起一党专政，便出现了异端而邪恶的“党权”，其最极端的典型和实例是，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党，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德国的纳粹党??；紧随其后，在中国也出现了蒋介石的国民党和毛泽东的共产党。于是，党权和党天下便以一种异端的形式出现，成为由君权向民权过渡中间一组不协调的音符和插曲，制造出种种史无前例的悖论。因党权而形成党国，其根本特征是：党高于国家和政府，党统帅军队，掌控权力，垄断政治、经济、文化，以共产、国有之名达到控制民生、操纵国家经济命脉的目的；更有甚者，支配了各种表达民意和舆论的媒体、工具和手段，从而可以得心应手地用席卷全社会的运动方式主宰人间的意识形态、精神、言行和善恶，把所有人一无例外地变成行尸走肉，使之成为精神领袖的奴隶和玩物；当然这一点是永远做不到的，于是便杀机顿起，匆匆忙忙发动了花招繁多、图谋阴险的各项运动和革命，在中国由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遂成了这一谋略和盘算的代表和巅峰，酿成了空前绝后的动乱和浩劫，使中国人民遭受到惨重的灾难和损失。
三民主义当然比另一个简单粗暴，只有破坏、毁弃而无建立、建设的形而上学口号，“反帝、反封建”，后来又加了个“反修”，高明、高超、优越许多。不伦不类的“反帝+反修+反封”口号是狭隘民族主义+极权专制主义的杰作：妄想用反帝反修的阴谋或阳谋掩盖、淹没反专制和反封建的宏伟事业和根本大计。请看在中国出现的事实，后来竟然连嬴政这个败类也不反了嘛!转而把他当作祖师爷和老祖宗供奉起来，对之顶礼膜拜不已！“马克思+秦始皇”是个有史以来最为充满恶意的坏公式，把两个不同时空中的极致人物混为一谈，意在混淆人世间最重要、最基本的是和非、道和理。20世纪众所周知的历史无庸置辩地证实，孙中山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共和-民主事业的旗手！共和就是共和，民主就是民主，并无所谓“新旧”之分，它必须千真万确，名实相符，原汁原味，童叟无欺，来不得半点虚假，欺诈和谎言必定遭到人民的拒绝和摒弃。这是混淆是非、欺世惑民、歪曲民主、离间民众、分化革命的又一险招，人民群众不可不警惕啊！
任何以人为本的事业，必然是以民为主的正义事业；唯有以民为主的事业才是崇高伟大的美好壮丽事业。共产而不共权的任何言论和行动都与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无关，与革命无缘，哪里说得上是中国梦？从外国人的思想武库中拾来几件破烂，哪里救得了中国？哪能帮助中国人实现自己的梦想？。西方人自己早就对马克思主义提出要予以修正，它在几乎所有西方国家均遭到同样的命运，被拒之门外，被送到历史档案库里，或扔到垃圾桶里去了。（请参
阅上月刚去世的谢韬提出的一个重大历史命题，《只有民主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所有这些事实，不留情面地表明一条历史真理：历朝历代的中国统治阶级通通确有无知愚蠢、低能弱智之嫌。愚民者自愚!中国梦是中国人民的梦，中华民族的梦，梦中充满民魂、族魂、国魂，与统治者、统治集团、统治阶级的功利梦、享受梦、腐败梦无关，两者根本不可混为一谈。
本来还想写两段：（5）21世纪的中国梦。现在我想，还是让所有生活在21世纪的朝气蓬勃的新人或者依然幸存但受过重大身心伤害的旧人自己来写吧!(6)鸣翁中国梦。我觉得在上述几节中，我个人的中国梦已经表述得相当清楚明确了，此处已无须多所赘言。仅表歉意！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初，西安人将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照相机等物件形象地称为“三转一响一咔嚓。”今天看来，这五大件不过是普通百姓家中的寻常之物，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它却是西安乃至全国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中极具标志性的奢侈品，谁家孩子娶媳妇能置办齐这五大物件，在众人眼里肯定是殷实富足的大户人家。
西安人的“三转一响一咔嚓”可谓是国产名牌与本土名牌相结合。自行车首推上海产的凤凰牌、永久牌及天津产的飞鸽牌。那年代，谁人添置一辆名牌自行车，好比今天某人买了辆高档小轿车一样吸引眼球。除以上三大品牌，天津产的红旗牌加重自行车由于结实耐用，颇受工薪阶层及城郊农民喜爱。
手表也是当年西安人青睐的一个大件，首推上海牌，其做工精致、走时准确。但价格不菲，加上需要限购凭证，绝非一般家庭能够随便拥有的。于是，本地产的蝴蝶牌、熊猫牌手表便自然而然地受到西安人的推崇。
五大件中的缝纫机则首推上海缝纫机三厂出品的蜜蜂牌，其次则是西安产的标准牌。那年月，收音机是寻常百姓家中聆听中央声音和样板戏必不可少的物件，而红灯牌收音机几乎风靡西安的千家万户。照相机在那个年代算得上是“奢侈品”了，在西安人心目中，上海产的海鸥120相机和珠江120相机，是上上品。西北光学仪器厂生产的华山牌135相机，内存胶卷一次可拍36张，要比120机子多12张。现已成为老物件爱好者四处寻觅、收藏的佳品。
西安人对“三转一响一咔嚓”，有段精彩的描述：“永久飞鸽凤凰车，胀闸包链三簧座。蜜蜂标准缝纫机，丈母娘的好女婿。红灯熊猫收音机，欲收短波没消息。海鸥相机120，喀嚓时候要端平。”
七十年代择偶标准！
（城里女子）
一套家具带沙发，二老负责看娃娃；
三转一响带咔喳，四季衣服毛涤卡；
五双皮鞋有人擦，六亲不认专顾家；
七十块钱多更好，八面玲珑会说话；
九烟不沾不喝茶，十分听话急了掐！
【中国梦历史演进】
1949—1978年
个人梦想以国家意识为基础，群众运动式主旋律下，梦想集体化、同质化：集体和国家是梦想的指向，牺牲和奉献是梦想的主题，集体荣誉感和国家自豪感既是梦想实现的力量源泉，更是期待梦想实现能带来的终极喜悦。
○典型梦想
吃饱穿暖
学习雷锋，助人为乐
做好本职工作，发扬螺丝钉精神
当兵入党，报效祖国
超英赶美，国家富强
1978—1990年代初
在国家经济制度根本性调整和思想观念巨大转变的大背景下，“求变”成为此阶段从上至下的梦想主旋律；个体意识苏醒和物质财富积累阶段，梦想带有较明显的个体化和物质化倾向。
○典型梦想
下海经商、当个体户、成为万元户
能够吃饱穿暖
有份好工作、能够升职加薪
子女成才、有出息
三大件、三转一响
1990年代初至今
国家经济建设卓有成效，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大提升，在放眼世界、与世界接轨的同时，提出民族伟大复兴；社会思想自由开放，价值观多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升；个体梦想丰富而多元，自主人生的追求也在其中孕育。
○典型梦想
开小店、开公司、把自己的事业做大做强
子女成才、有出息
周游中国，环游世界
努力赚钱发财，中彩票
买房买车，换更大更好的房或车
不论做什么，要做就做到最好！
发自内心地渴望知识和智慧、渴望了解世界、探测宇宙
关爱他人、关爱地球
健康美丽
篇二：中国梦的演变
结合中国近代史谈谈中国梦的变迁
近代以来的百年中，中国人心中的成功典范经历了很多变迁，这些变迁的一个根本线索就是中国梦的变迁。
国家的梦想，由普通公民的一个个梦想汇聚而成。只有在个体梦想丰富并且有机会实现的国度，国家梦才有可能孕育。国家梦又超越个体梦。个体梦表现形式纷繁多样，国家梦的内涵却是人们普遍向往、信奉和追求的。
1840年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当时的中国梦体现在晚晴洋务派对于挽救清政府、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中。虽然最终洋务运动失败了，但是，谁也不能否定当时的洋务派对“自强”“求富”的中国梦的不懈追求和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
1912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成功建立了中华民国。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体现了中国资产阶级对民主共和的向往与追求。辛亥革命的发动，也正式标志着中国梦由拯救清政府变为追求民主与共和，实现国家的独立自由。然而，辛亥革命的果实最终被袁世凯所窃取。
当见证了辛亥革命的失败后，中国广大的无产阶级开始觉醒。伴随着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发起，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最终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梦的方向也转向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实现真正的国家富强。
1937年，日本法西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随后的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形成，也将中国梦带向了推翻三座大山，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实现国家民族独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经过了近百年的寻求与摸索，中国人民终于找到了拯救中国的正确方法---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此时的中国人民中国站了起来，中华民族从此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随后而来的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跃进运动，虽然中国人民在前进过程中取得过成就，也犯过错误，但这丝毫不影响中国人想要使国家繁荣富强的中国梦。
1979年，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战略思想。标志着中国由文化大革命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了正确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上来。中国人个体意识苏醒和物质财富积累阶段，中国梦带有较明显的个体化和物质化倾向。
1990年代初至今，中国梦开始多元化。国家经济建设卓有成效，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大提升，在放眼世界、与世界接轨的同时，提出民族伟大复兴；社会思想自由开放，价值观多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升；个体梦想丰富而多元，自主人生的追求也在其中孕育。
当国家梦越来越清晰，国家越来越富强、自主的时候，中国梦的内涵悄悄发生了转变，开始由“国”向“家”侧重，如何让“国”所获得的利益被老百姓所分享。所以，“中国梦”的综合含义，不简单是一个国家之梦，而是国家富强之后如何让民众分享的一个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