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遵义党史馆篇二：遵义党史馆篇三：遵义党史馆
【讲党史铸医魂】党史故事之?：遵义会议讲好党史故事传承红?经典
讲述中国百年党史故事（1）遵义会议主讲?：刘淑影
医务科主任
?管后勤党?部?家好，我是刘淑影，来?海伦市?民医院，今天我为?家讲述的是在中国?命史上?关重要的?次会议---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在中国?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他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命。遵义会议是红军长征的转折点，是中国?命由失败?向胜利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由幼年?向成熟的转折点，并因此?彪炳史册。1935年1?15??17?，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陈云、?泽东、周恩来等参加会议，政治局候补委员以及红军?级将领刘少奇、王稼祥、刘伯承、彭德怀等，中央政治局秘书长邓?平。当?，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会议。会议开了整整3天，阐述、争辩、批评、?我批评，?争中两条路线是?分明。3天?，中国共产党?第?次独??主地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我们??的路线、?针和政策问题。遵义会议是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召开的，当时没有全?地讨论政治路线??的问题，?是集中地解决了党内所?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了?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命的航船终于有了?位能驾驭其进程的舵?，迎来了?向胜利的曙光。遵义会议的?系列重?决策，是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做出的，从此，我党由幼年迈向了成熟。在遵义休整的12天期间?，红军?多种形式，向?们宣传党的主张和红军宗旨、任务和纪律等，在沿途播下了?命的种?，也获得了?民的爱戴。据资料记载，在遵义县?命委员会成?的那?天，?红军战?英姿飒爽，格外引?注?，她们教唱红军歌曲，在艰苦的环境中依然浑?洋溢着青春的?息，?甜美的歌声和?性特有的亲和?征服了遵义?，使得群众纷纷报名参加红军。陈列馆??块块写满宣传标语的?板，?件件百姓收藏的红军留下的锅碗瓢盆，红军?上?群群来祭奠的游客，也能侧?反映出?民对红军的怀念和热爱。刘伯承将军曾经这样回忆道“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时，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切疑虑和不满
刘伯承将军曾经这样回忆道“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时，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切疑虑和不满的情绪?扫?光。”习总书记在参观陈列馆时曾说：“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次具有伟?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独??主的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都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我们要运?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重温遵义会议的伟?历史进程，感受先辈坚定的?命信念，弘扬光辉灿烂的会议精神，为决胜全?建成?康社会、凝聚起同?共筑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复兴提供强?的精神动?。谢谢?家！END
篇四：遵义党史馆
长征老红军孔宪权与遵义会议纪念馆
作者：张小灵
来源：《党史文苑·纪实版》2013年第7期
孔宪权，1911年3月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0年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8月经黄克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第一至五次反“围剿”中，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小团团长，担任过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的传令排长；长征途中，担任过红三军团第四师侦察参谋、红三军团第十二团作战参谋。他的革命生涯充满了传奇色彩：曾因喝酒误事被彭德怀撤掉传令排长职务；因身经百战、出生入死，被胡耀邦、杨勇、黄克诚等称为“打不死的程咬金”；因在娄山关战役中负伤流落遵义，被当地群众当做能救死扶伤的“红军菩萨”；因担任遵义会议纪念馆首任馆长被邓小平称为是该项职务的“最合格人选”。
寻找确定遵义会议会址位置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在生死攸关的历史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新中国刚成立时，中共遵义地委、行署就把遵义会议纪念馆建设工作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195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30周年时，遵义地委、行署专门开会研究成立了“遵义会议纪念建设筹备委员会”，抽调时任遵义县枫香区区长的孔宪权担任遵义会议纪念馆筹备委员会秘书，具体负责遵义会议纪念馆建馆筹备工作。
从1951年开始，孔宪权等历经3年多的调查研究，终于将遵义会议会址的初步调查情况整理出来并上报中央审核。由于遵义会议是在严酷的战争环境和极为保密的情况下召开的，遵义本地均没有知情人。当时孔宪权只是红军营级军官，知道的情况也相当有限。因此，在寻找遵义会议会址过程中，孔宪权等费尽了周折。先是根据一些同志回忆，初步判定遵义天主堂为遵义会议会址，并挂出了“遵义会议纪念堂”的牌子。1954年1月，在接到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来函说遵义会议“是在遵义旧城一个军阀（当时为一师长）柏辉章的公馆内召开的”档案线索后，孔宪权等即找到坐落在遵义老城子尹路的柏公馆，把公馆房屋及周边环境保护起来，并拍下照片，绘制详图，送交上级进一步鉴定核实。1954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遵义会议参会者杨尚昆电告中共贵州省委：“遵义会议是在黔军阀柏辉章的房子里召开的。”这才正式确定遵义会议会址的位置。后来，杨尚昆还陪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遵义会议参会者邓小平亲临现场，对遵义会议会址位置进行了最终确认。1954年11月，国家文化部批复指示成立“遵义会议纪念馆筹备处”。1955年2月，贵州省文化局批复同意孔宪权担任遵义会议纪念馆第一任馆长，刊发戳记，正式成立筹备处，并要求筹备处在“修缮遵义会议建筑”时，“应以恢复原貌为原则”进行维修。
维修恢复遵义会议会址原貌
由于遵义会议纪念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建立的21个革命纪念馆之一，既无经验可借鉴，也无样板可模仿，现在很难想象当时维修工作中存在的困难。首先，对房屋的内外原貌的认识就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同志主张修缮装修要富丽堂皇以体现遵义会议“伟大的作用”；有的同志主张拆掉墙壁以方便观众摄影；有的同志则主张将柏辉章家中的一切都予以恢复。这些不同的认识，直接影响了工作的进程，这让孔宪权食不甘味、夜不能寐。他赶紧向贵州省文化局汇报，得到了省文化局的明确支持：在维修房屋时，不改变当时的建筑形式、色调、装饰及一切附属物的原则下，可进行一些保固和补漏方面的修缮，不要增添改动或进行扩充；恢复原状，应该注意的是要恢复当时召开会议时的原状和设备，即是以当时柏辉章逃走后，他家里的现有家具设备等情况为原则，不要将柏辉章本人家里的一切都恢复起来，如原来窗格上装有国民党党徽，当然可以不装上去。这样，就统一了认识，使遵义会议会址维修有了正确的方向。
在维修中，为恢复遵义会议会址原貌，孔宪权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他踏破脚皮，磨破嘴皮，找到了当年红军离开后首先进入公馆的柏家一位亲戚，找到了与柏辉章家来往密切的人和街坊近邻，了解房屋原貌情况。根据这些人不同的叙述，进行分析、梳理。对多数相同且与房屋装修一般规格相符的说法暂时予以肯定，对少数相同或完全不同的说法则暂时予以保留，然后再认真进行核实。对遵义会议会址内最重要的纪念地——会议室的确定，孔宪权更是绞尽脑汁。柏家那位亲戚在接受孔宪权采访时说：“在厢房楼上一间屋内，桌凳摆设的情形有开过会的模样，墙壁上还有一张大胡子外国人的像（即马克思像）。”以此为线索，1955年，他专程去北京访问了杨尚昆。杨尚昆回忆说：“开会的那间房子是在楼上，有窗子靠天井，我肯定记得不错。”由此，孔宪权等才确定了遵义会议会议室的准确位置，并根据杨尚昆提供的情况，对会议室进行了复原布置：中间并排放置两张方桌、周围散放着18张各式各样的椅凳和一张抽脚藤躺椅（因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受重伤，尚未痊愈，专门为他准备的），还有一个嵌瓷花的茶几。他们还广泛发动泥工、石工、漆工、木工到遵义会议会址参观，从而找到了几个曾经参加会址房屋修建的老工人。在这些工人的参与和帮助下，孔宪权等拟出科学可行的恢复会址原状维修方案。在这些老工人中，有一位泥工在红军离开遵义后，曾被柏家请去粉刷墙壁，看到墙上有很多字迹。对他指认的地方进行洗刷后，竟然发现当年红军留下的真迹标语。直到今天，这些珍贵的红军标语还完好无损地原物保存在遵义会议会址内。
同时，根据杨尚昆和文化部的指示，孔宪权等在遵义会议会址内，布置展出了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长征经过贵州留下的部分文物及历史资料，从强渡乌江开始，经过四渡赤水，到南渡乌江为止。还将杨尚昆提供的参加遵义会议的18人照片放大挂在楼下一间屋子里。1955年10月1日，筹展工作基本就绪，遵义会议会址开始半开放，一边供有关领导审查，一边接待有组织的中、小学生参观。1959年10月1日，遵义会议会址正式对外开放。此后，孔宪权参与接待了邓小平、贺龙、杨尚昆、李井泉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苏联、朝鲜、民主德国、波兰等国外宾50多人。
1961年3月，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80处，遵义会议会址为其中之一。为进一步做好文物保护工作，孔宪权组织专业人员，再次对遵义会议会址状况进行了全面认真的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向贵州省文化局报送了《遵义会议会址房屋维修方案》。在后来进行的维修中，孔宪权等发现房屋内部结构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贵州省委高度重视这一情况，要求成立有相关领导、工程技术人员、施工单位等参加的“施工管理委员会”，对遵义会议会址进行全面性的维修、加固。1964年2月至1965年1月，在孔宪权的牵头组织下，这次历时一年的全面性维修在保证外形恢复原状的原则下，采取整体脱落、原状安装、重新修复的方法，对会址内陈列重新进行了布置。并根据调查材料，在会址楼下复原陈列了作战室、参谋人员住室、警卫班室。在跨院，复原陈列了朱德、周恩来住室及警卫班室。同时，把会址东侧原房主晒酱台旁的小楼，恢复为电台室和电台工作人员住室，扩大了遵义会议纪念体系。
调查征集红军长征文物资料
为了进一步充实陈列展出的文物和资料，搞好宣传教育与科研工作，从1955年开始，孔宪权连续3年和专业人员一起，上山下乡，爬山涉水，不辞辛劳，征集红军长征在贵州的文物和资料。他们拿着遵义会议纪念馆筹备处印刷的《征集革命文物宣传提纲》《给遵义少先队员和小朋友的信》等宣传资料，利用有线广播、报刊报道、出黑板报、开座谈会和街头宣传等形式，进村入户宣传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和征集采访文物资料的重要作用。他们还沿着红军长征在贵州的路线，用10个半月的时间，完成了贵州44个县（市）及川南、滇东北5县的文物资料征集采访任务，比较全面地掌握了中央红军长征在贵州路线和战斗情况的资料，共征集文物1306件，资料300多万字。其中，有不少是1935年遵义人民参与红军组织的革命活动的资料，还有红军遗留下来的枪支、弹药、文献、标语、货币、宣传品等实物。从1955年到1958年，共征集到了遵义会议会议桌、遵义会议会议室挂钟、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部特务连印章、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第十八师第五十四团军旗、侗族群众杨和钧怀念红军的诗歌稿本等7件
珍贵的国家一级文物。1960年6年，在孔宪权协调指导下，纪念馆业务人员根据这些资料，编写了《红军长征在贵州》一书，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红军长征所经过的省份中最早整理出版的一本书，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继195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一书后，国内第二本关于红军长征的书。
争取毛主席为遵义会议会址题字
在纪念馆工作的那段时间，孔宪权十分繁忙。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几乎每天都要挤时间为青少年和解放军官兵讲革命传统，城区所有的中小学校都请他做过报告。1958年11月，邓小平到遵义参观纪念馆时，看到纪念馆取得的显著成绩，高兴地对孔宪权说：“你是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最合适的人选。”1958年，孔宪权到了北京，先后到朱德、彭德怀、胡耀邦等领导同志家中做客。在他的努力和争取下，1964年11月，在遵义会议会址全面维修即将竣工之际，毛主席为遵义会议纪念馆题写了“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这是解放后毛主席为革命纪念旧址唯一的题词。目前，这块以毛主席题字制作而成的“遵义会议会址”牌匾，已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物，被评为“中华第一名匾”。
孔宪权生性直率，对事对人敢于直言。1964年进行那次全面性的维修时，省里一位领导同志主张将遵义会议会议室扩大，孔宪权就是不答应，他坚持“在进行修缮、保养的时候，必须严格遵守恢复原状与保存现状的原则”，和这位上级领导发生了争执。1965年11月，孔宪权转任遵义市保健院院长、支部副书记。至此，他担任了整整十年的遵义会议纪念馆首任馆长，为纪念馆的创建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工作基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的孔宪权恢复了应有的待遇。从20世纪80年代起，他先后接待了美、欧、日等国家的作家和外宾，应邀为他们讲述关于长征的史实和红军的故事。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对孔宪权其人其事更是推崇有加，在他享誉全球的名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多处写到了孔宪权。孔宪权精心保存的红军文物，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六集团军征集存入军史陈列馆。1988年11月7日，78岁的孔宪权去世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亲自发了唁电，“对长征老战友孔宪权同志的逝世深表哀悼”。同时，全国七大军区也发来唁电表示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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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永义
篇五：遵义党史馆
遵义红色教育之旅心得体会【精选篇】
回望党史，我们党不仅有“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从容与豪迈，更有“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的悲壮与苦难。
灰色的关墙算不上高大，关门正中上书“娄山关”三字也绝无想象中的气势。但当我立于关口，俯瞰众山，才能体会毛泽东笔下“雄关漫道”的真意。黔北的山，海拔不高，但险峻异常，错落有致的绝壁间，蜿蜒盘旋着一条国道，穿关口而过，链接川黔两省，古人有诗写到“大楼高压万峰巅，鸟道才容一线穿”可谓切实。就连毫无军事理论知识的我，看到这样的地形，也读懂该地的易守难攻，和战略上的重要意义。就在80多年前，共产党领导的中央红军曾两次攻克娄山关，这座“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雄关鉴证了中央红军的涅磐重生，鉴证了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5年年初，中央红军血洒湘江，在围追堵截之下，强渡乌江，占领遵义，在一败再败，前途渺茫的氛围中，这次被大多数党史专家认定为中国共产党历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在这座黔北重镇召开了。会议整整开了三天，没有鲜花和掌声，虽然会场是当时遵义城的宅子，国民党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邸，但参会的二十余人，心情却万分沉重。整个会议围绕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以及被迫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激烈讨论，会议决议否定了以博古、李德为主的错误军事领导，进行了党和军委主要领导同志的更换，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听完讲解员耐心细致的讲解，我走到会议旧址旁的广场上，端望着这座黑白色调，精巧别致的官邸，回味着这段荡气回肠的往事，我仿佛能够听见会场上，周恩来真诚坦荡的自我批评，毛泽东详实全面、有理有据的反报告，以及彭德怀那饱含愤怒的湖南口音“崽卖爷田不心疼”，我深刻领会到了这次绝处逢生的会议所传导的精神“实事求是”。是的!没有句句是真理，只有步步实事求是。
走进遵义会议陈列馆，站在多媒体沙盘之上，看着红色箭头所勾画出的壮丽往事“来回穿插，四渡赤水，详攻贵阳，剑指昆明，虚晃一枪，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翻雪山，过草地，三军过后尽开颜。”这段所有共产党人耳熟能详长征史，用实践证明了遵义会议决议的正确，你可以把临危受命、力揽狂澜、扭转乾坤等等词汇都用在毛泽东身上，正如陈列馆里的背景音乐“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所唱的，毛主席有足够的理由接受这样的歌颂。但我们应该深入思考,“用兵真如神”依靠的是什么，是什么带领共产党人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我认为正是“事实求是”精神。1956年，毛泽东在八大预备回忆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败仗，长征时候打土城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毛泽东一生打过四次败仗，其中两次发生在被他自认为得意之笔的四渡赤水期间。没有丝毫的掩饰，败仗就是败仗，没有这种对大小战斗实事求是，几近严苛的总结与分析^p，哪有整个战役用兵如神的神来之笔。苟坝会议旧址外，走在那条的真理小道上，对于“实事求是”的理解愈发深刻，当年红军指战员正是以这种精神作为指导，在一次又一次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转坎坷为通途的努力奋斗中，熔炼出最顽强不息最灿烂夺目的生命力。
短暂而又充实的教育活动让我收获颇丰，回望党史，我们党不仅有“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从容与豪迈，更有“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的悲壮与苦难。一部艰辛的奋斗史，记录了一代又一代朴实的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勇于实践探索的伟大实践，而今，党中央吹响了决战贫困的集结号，两个百年梦想近在咫尺，越是在这关键时候，“实事求是”就显得愈发重要，作为一名基层党员，我一定要把遵义会议精神带回去，带到工作中，按照总书记“努力作坚持实事求是的表率”要求，撸起袖子，俯下身子，以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走好共产党人新的长征路!20xx年8月13日，我有幸参加了技术部党支部组织的贵州遵义--红色之旅活动。在为期4天的学习活动中，我们参观了息烽集中营、遵义义会议会址、遵义红军烈士陵园等革命圣地。这次活动重温了革命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切身感受了爱国主义将士临危不惧的英雄气概;身临其境的体会了当年峥嵘岁月以及领袖们运筹帷幄的伟人风范;感悟着革命圣地给我们精神上的洗礼和心灵的震撼。
我们一行11人首先来到了息烽集中营，息烽集中营是抗战期间国民党坚持“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而设立的关押中共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的秘密监狱。伴随着沉重的心情我们参观了息烽集中营革命斗争历史展览馆，感受许晓轩、张露萍、宋振中(小萝卜头)等革命烈士英勇不屈、顽强斗争的感人事迹。
在息烽集中营门前的纪念雕像前，部门的同事们一起合照留影。参观完息烽集中营后，我们又来到了我党我军历具有转折意义的历史名城——遵义，并参观了遵义会议旧址。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红军长征途中，在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红军力量遭受的严重损失的情况下召开的，是中国共产党历的一次重要会议。它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党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使红军在极端危险的境地得以保存下来，胜利地完成长征，开创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通过这次活动的开展，使我更深切地感受到革命的艰辛，战争的残酷，和平的可贵，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更加激发了我们要珍惜今天拥有的一切，加倍努力工作，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通过这次参观学习考察，让我更加了解党的历史，更加深对革命先辈的崇敬之情，并从中受到了新的启发和教育。
不挠、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不怕挫折，勇往直前，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第三，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听取他人正确的意见及建议，及时发现和纠正自身存在的问题。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的历“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正是因为这次会议的召开，及时发现和纠正了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危机关头挽救了党，挽救和革命。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及时开展批评和自我评价，能够及时发现自身的不足，纠正自身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