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中女权主义的体现（11篇）

白鹿原中女权主义的体现（11篇）白鹿原中女权主义的体现　　陈忠实文学语言思想的表达：以《白鹿原》为例　　近些年来，对于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评论界评价不一，有批评之声，也有高度的赞扬，这些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白鹿原中女权主义的体现（11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白鹿原中女权主义的体现

　　近些年来，对于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评论界评价不一，有批评之声，也有高度的赞扬，这些争议使得《白鹿原》这部作品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白鹿原》的创作获得很大成功，原因就在于他具有独特的文学意义，在现代小说中独树一帜。自出版发表以来，将其艺术魅力从文本层面推广到更广泛的领域，进行了多种艺术改编，诸如话剧、秦腔、电影、舞剧等。相信在未来对《白鹿原》的研究将取得更深入的成果。

　　一、《白鹿原》的地域性语言

　　在这部小说中，陈忠实先生对当地的方言和土话进行充分的应用。关中方言词和土话在整部作品中大约出现了1100次，而所使用的方言词超过180个。例如：“?”（die）字这一关中的方言词语同普通话中的“吃”意义相近，是吃的方式之一，带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和感情色彩，可以理解为大碗盛食，吃出快乐和氛围。在整部作品中，“?”字被多处用到。比如在第三十一章中，白赵氏向兔娃说道：“干重活就得?饱啊，兔娃。”而在第十三章中，黑娃在骂十兄弟中的其中一位时说道：“仨月的受训白学了革命道理，不要钱的肉菜蒸馍白?了。”

　　陈忠实在关中出生，也在关中长大，其所受的民族文化的熏陶是从关中地区的文化开始的。关中地区的文化早已经在他的生命中渗透了。对于关中他有着深切的迷恋，《白鹿原》的创作是

　　在对关中地区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深刻感知的基础上完成的，而作品中所特有的地域性语言，也是他对关中地区独特体验和感悟的结果，其中传达着他对于关中的关切和生命的思考。所以，《白鹿原》所具有的地域性语言是同陈忠实先生的人生经历有着密切联系的。

　　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成功与否，关键在于要拥有同人物形象相匹配的、个性化的、地域性的语言。正是这种地域性语言的使用，我们才能够对人物形象有一个真实、具体的认识，能够对其进行深入的思考和分析。《白鹿原》所描绘的是关中地区农村人民的生活和命运，自然所塑造的人物必须符合这种环境下所特有的风貌，而人物语言也必须具有地域特色。陈忠实先生在进行《白鹿原》的构思时，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对国内文坛有着广泛的影响，在这种环境下，《白鹿原》以关中语言为主要语言，既考虑到了市场和读者，也考虑到了在当时语言环境下需要进行创新的情况。正是这部作品中的大量关中语言将现代派语言垄断文坛的局面打破了，改变了一味追求语言方式创新的创作，而更多的重视思想内容的表达，受到了广泛的喜爱和欢迎。

　　二、《白鹿原》里矛盾的创作心态

　　在这部作品中，白嘉轩坚定地执行儒家道德文化，十分崇敬朱先生，是封建文化的象征。他有着强大的人格力量，而这来自于他对儒家传统道德观念、人伦标准和处世原则的重视与恪守。对于传统文化秩序，他进行着积极的维护，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

　　责任感。因此，在皇帝退位、帝制结束后，全部族人都产生了生活的困惑，这时他将朱先生维护农业文明秩序的“乡约”请来维持全族的生活秩序。“从此再没有发生过偷鸡摸狗的事情，那些摸牌九搓麻将抹花花掷骰子的赌博营生也都散了摊子，而打架斗殴扯街骂巷的事件再没有发生过，白鹿村人人都变得文质彬彬、和颜悦色，就连说话的声音都变得轻细柔和了。”这说明封建道德也有积极的作用。想必大家都知道，以农为本的中国传统文化十分讲究道德修养，重视仁义礼节，推崇中庸之道，强调宗法理念等，而这些在白嘉轩和朱先生身上都有着充分的体现，但是他们对于传统道德不仅限于遵从的层面，而产生了屈从的态度。所以讲究仁义的封建道德最终造成了田小娥和黑娃爱情的悲剧，也造成了白孝文的鞭笞和白灵的出走。在对黑娃与田小娥的爱情进行描述时，陈忠实先生出现了内心的矛盾，既希望对儒家文化、仁义道德进行努力的张扬，白嘉轩和朱先生就是儒家文化和传统仁义道德的代表；又不得不面对黑娃与田小娥的私情不被儒家文化所接受的现实。事实上，如果将他们的爱情拿到当今时代，也可以称得上是颇具浪漫的爱情。

　　最开始，田小娥对于黑娃仅仅是性爱的依赖，到后来逐渐上升到超越世俗的爱情。然而黑娃的父亲鹿三并没有同意他们这种超乎寻常的关系，因为他们这种关系不自觉地蔑视了传统文化，背叛了伦理道德。而白嘉轩连进入祠堂的机会都不给他们，朱先生也很瞧不起田小娥。白嘉轩和朱先生最后将他们驱逐出了白鹿

　　原。他们两个最后只能在原外买下一个窑洞，生活贫贱而清苦。正是这件事情使得黑娃在原上做出了一些违背传统道德的运动，比如风搅雪，参加红军，做土匪将白嘉轩的腰打折；也正是这件事情，田小娥过着出卖肉体的生活，勾引白孝文做出违背伦理纲常的事情，最终被鹿三杀死。在对白孝文这个人物形象进行描写时，作者同样有着复杂的矛盾心理。白孝文作为白嘉轩的长子，威严而刚毅，有着同父亲相同的治世标准和处事原则，是在农业文化模式下由白嘉轩培养出来的理想的族长接班人，深受正统文化的熏陶，有着诸如尊上、唯命、安分、守成的正统人格。在父亲的庇护下，他过着优越的生活，却在田小娥的勾引下，从不懂男女之事开始，到后来和田小娥成天厮混，最后落得只能去做乞丐，乞讨度日。他的悲剧之所以会出现就是在于对传统伦理纲常的背叛和对封建权威的蔑视。作者在对这些封建文化中的仁义道德进行不断地赞美时，也意识到不能够对这些仁义道德发起挑战。白孝文最终走向了反叛之路，将作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鞭挞充分体现出来。

　　三、《白鹿原》文学语言的真实感

　　这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实事求是的历史观和革命观以及对人生和历史的观照都是值得肯定的。正是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出发，作者才具有了如此大的智慧和勇气，能够对当时的时代和生活现实进行深刻反思。而小说正因为这种反思获得了真实感，才能够冷静、准确和令人信服地将推翻满清政府的国民革命和国

　　共两党的合作斗争史表现出来。在国民革命的初期，国共两党都拥有很多热血青年和民族精英；然而正是因为在革命初期，两党在革命活动中又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幼稚简单的一面，各种原因交织在一起，共同造成了两党的许多错误决定和活动。如果人为为这段历史涂上亮色，最终禁不起时间的考验，而将这一切准确形象地描绘出来，却不会损害历史的辉煌。作品的第十六章中写到，当白灵和鹿兆海在决定加入哪个党组织的时候，以掷铜元来决定，后来在命运的错误安排下，他们成为各自原来所在党的成员，不能断定这是他们的年少无知，只能说是命运的捉弄以及世事变幻的无情与无常。此外黑娃被杀，白灵被埋以及三十六军的覆灭，此类种种，我们不能贸然说明革命党人的愚昧落后与无知，只能说这是历史大潮前进中的必不可少的狂风骤雨。这些是我们从愚昧无知、衰退落后的历史走向光明未来的必然，因此当陈忠实无比坦诚地告诉我们他在白鹿原中表现共产党和国民党既合作又斗争时，虽然共产党不可避免地犯了种种错误，但历史最终选择了共产党，他没有明确地反对，有的只是无奈的叹息和告诫：“我们不能再错杀白灵这样的好同志。”笔者由衷地理解并赞同这样的说法，生活就是这样，充满了未知和复杂，不管是什么样的作品，都包含了生活的复杂性和历史的必然性。

　　然而《白鹿原》揭示了丰富和复杂的生活，在这方面是具有突破性贡献的，其艺术形象是对生活最本质、最真实的体现，具有生活的丰富魅力。这是反映真实生活的现实主义巨作所具有的力量。《古船》

　　《白鹿原》等这些作品在发表出版之后饱受争议，当我们将那些人为的因素剔除之后，必须承认这些争议源自于对现实主义真实性的差异化认识。持有传统观念的人认为真正能够体现现实主义的，能够真正反映生活本质真实的必然要写到土改、革命斗争，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部分。而与之相反的是，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应当从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出发，将其在作品中人物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中体现出来。

　　四、女权主义

　　在《白鹿原》中，每章每节都浸透渲染着中国封建礼教的影子，整篇小说都充满了传统的中国习俗，对女性的描写更是充斥着封建道德的约束和男权统治的方方面面。在陈忠实的笔下，整个白鹿原上的女子都是作为男权统治的棋子或者用品而存在着，她们必须遵守传统道德和礼数，没有自我认知的意识，如若违背礼数则必遭同族唾弃并且会被处以极刑。小说中提到了30位女性，半数女性明确死亡，在白鹿原，死是必然也是充斥整个时代的，如果遵循道德礼数就会长寿安了，越是叛逆就越会遭受惩罚，在传统封建宗族规矩面前，女性无任何尊严及自我可言，她们对爱情、生活、事业的向往惨白如纸，作者用明显的男性主流文学手法描写女性，这样的主张和赞同其实掩盖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坦然说，白鹿原上的女性只是一件附属品，作为男性的工具，她们配合着自己的男人成为大事小情的主要承担者，没有尊严可言。女性在男尊女卑的时代里，生活在男性强权的统治和压迫之

　　下，对男性而言，她们不过是工具而已，男性的绝对权威使她们的身心遭受惨无人道的压迫，女性的存在只是一个悲剧。即使是唯一一位敢于追求自我而拥有自我的女性白灵，最后的死亡也隐喻了传统道德和宗祖观念的不可战胜，这在白嘉轩等代表人物看来是传统的必然，逃不出封建统治伪道德的魔掌。这明显标志了男性对女性的绝对统治权，在封建传统伦理道德统治的男性统治社会里，传统道德纵容着男性的绝对权威，而对地位低下的女性则无比严厉。

　　五、结

　　语

　　《白鹿原》作为陈忠实先生唯一的长篇小说，被公认为是中华民族史诗般的巨著，自出版以来，引起了评论界的巨大反响，普遍的观点是，在当代中国作家群中，陈忠实是大家之一，而这部小说在中外文坛上也是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作品。本文通过对《白鹿原》的分析，对作者的文学语言思想的表达进行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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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白鹿原中女权主义的体现

　　摘要：在长达数千年的时间里，《白鹿原》一直在乡土社会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它对传统的乡土社会的缓慢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小说的时间跨越有半个多世纪，从清末写到解放初，其间还涉及到解放以后更长的时间。笔者总的感觉是，这是一部浸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小说，比如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生命玄学和神秘不可解的力量，人物命运的因果报应等等。当然，这也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深刻而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社会的历史变迁。

　　关键词：陈忠实；白鹿原；女性形象

　　笔者读了《白鹿原》，感觉新颖。那厚重而又极具表现力的语言，那细致而又洗练到让人难以忘怀的细节，那一个个命运独特而又个性突出的人物性格以及他们的命运，那整体的浑厚、苍凉而又深邃地颇带神秘感的地域文化特色，还有那血泪交流、悲剧交叠的沉重的历史氛围等等，都引笔者遐思，让笔者感喟。笔者坚信它有恒久的艺术魅力，会感染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风波突起的白鹿原作为清末民初解放前夕中国历史的见证，原上发生的一幕幕活剧可以视为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以政治文化角度看，其社会结构有以田福贤、岳维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势力，有以鹿兆鹏、韩裁缝为代表的共产党革命力量，有以鹿兆谦(黑娃),大姆指为代表的农民土匪武装。在这个恢弘的如史诗般的著作中，在宗法制传统精神的浸淫下，众多的男性形象被人们广泛关注，往往忽视了与男人共同构筑世界的另一半——女性。一如王安忆所说：“对母系世序的追寻会在活人记忆与口头传说消失的地方的终结，延伸到文字——到文明的断篇残简之中的寻找，其发现只能是男性祖先的身影。”一直以来，在中国传统小说里女性的功绩与故事始终在历史的“背后”，点缀在男性故事富丽的画屏之上，成为一个遥远而朦胧的底景。她们在白鹿原这个男性历史画卷上瞬间显现，却永远陷入了她们试图逃离的悲剧命运。

　　一、扭曲的叛逆女性——田小娥的人生取向

　　田小娥是《白鹿原》中属于传统女性与新型女性之间的过渡女性。作品对这个纯朴、善良、无助、无辜而又劣迹斑斑的女性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述。这个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女人，从一开始就被父母出售给年龄够得上给她做爷爷的郭举人作为性奴隶而供养着。然而她天性就不是个安份的女人，一种生命的本能使她去“勾引”黑娃，并从此开始了她人生的灾难历程。她具有反抗精神，敢于追求自己想要的爱情，她甚至一度做过农协妇女代表。她敢于把郭举人的“枣子”泡到自己的尿液里，以此来进行报复；她是整个《白鹿原》上最低贱的一个女人，但也是整部《白鹿原》里唯一一个在被男人玩弄的同时也玩弄男人的女人，唯一一个打过男人耳光，唯一一个尿到鹿兆鹏鹿乡约脸上的女人。但是她这点反抗是不彻底的，她因为自己的反抗而招来了更大的灾难。失去了男人黑娃这个靠山后，她很快向身边的男权世界妥协，寻求其他的男性作为依靠，她也很快成了一个堕落的女人。

　　事实上，田小娥原本是一位极其纯朴可爱的传统女性。对于书中的人物，有奸诈的、仁义的、朴实的、投机的、以德报怨的——形形色色，而笔者现在最想说的却是那个为白鹿原上的人所不耻，所唾骂，人人得而诛之的可怜女子——田小娥。笔者说她可怜，是因为她甚至连可怜与同情都挣不到，原上的人都不会觉得她可怜，只会把她看作是害人精，是婊子；笔者说她可悲，是因为她无力反抗她的命运，即便连反抗本身都成为一种悲哀，当她化作飞蛾在盘旋，当她带来瘟

　　疫企图为自己的屈死讨回公道，实施报复时，却最终没有成功，而如白娘子一样为塔紧紧镇压，永远不得翻身了。不走正道者不得好报，“邪终归不能胜正”，是标志着君子的那一边赢了，笔者感到深深的悲凉。

　　悲哀是从哪里开始的呢？这或许要追溯到她的父母，是他们首先把她推到郭举人的火坑里，这有点遥远了，而且似乎也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她的不甘心，在那种没有尊严的生活中她偏要挣脱，偏要追求自己的生活，而当她跟黑娃回到白鹿原时，她的真正的悲剧就开始了。小娥是一个刚烈的女子，所以那个社会是肯定容不了她的，即使没有黑娃，也会有另一个人，会有另一个白鹿原，黑娃的出现不过是偶然。

　　白嘉轩是一个很玄乎的人，他似乎对什么都采取不闻不理的态度，尤如一个超然的智者,仅有的一次参与其中的就是那次煽动交农具，而他自谓一生正直，做事光明磊落。的确，他以仁义为准则，奉俗规乡约为神圣只要违反了规矩，即使是他的亲儿子他都不会原谅，虽然黑娃和鹿子霖都曾做过对不起他的事，可是在他们落难的时候却只有他站出来为他们讲话，他也说过，有过错的人，改好了就应该可以原谅，但是他对小娥却没有一点宽容，其实如果不是他对小娥带着无法改变的偏见，小娥也许不至于走到这一步。因为，小娥之所以主动引诱白孝文其实就是为了报复他，让他身败名裂，用书中的话来讲就“把尿尿到他脸上了”，虽然说这场报复最初并非是小娥自觉的，她是因为受到了教唆才做的，但毕竟白嘉轩提供了让人教唆的机会，笔者并不特别讨厌白嘉轩，但也不喜欢他，尤其是在他处理小娥这件事上，小娥的鬼魂说得对“……村子里住不成，我跟黑娃到村外烂窑里住。族长不让俺进祠堂，俺也就不敢去了，咋么着还不容让俺呢？……”小娥其实是一个善良的女子，她要求的也并不多,只是想平平静静地生活，可是他一旦认定了她是肮脏的，便不管事实真相，实际上他也不关心真相吧，虽然从他的立场上他是维护俗规的尊严，他的连儿子都不饶的行为确实无私，但却未免不公正。他不让她进祠堂是第一次让她在白鹿原无立足之地，之后当着全族人对她的惩罚则更是足以催毁一个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柔弱女子。所以，对于小娥的最终堕落与毁灭，他是有责任的。

　　当然，小娥本身而言也有无可推托的责任，造成了自身的悲剧。她生性刚烈，敢作敢为，敢于追求，笔者非常欣赏她敢于在死的牢笼里挣扎，那种作为别人工具的生活一潭死水，而她没任由其下去，她有胆量追求她的幸福，有勇气做真正的人，而这些在别人眼中都恰恰是不可容忍的不要脸的举动，因为在这个古老的原上，从来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女子，如此不守妇道，与长工通奸被谴回家已经没脸做人才对，而她竟还敢公然与黑娃大方地在原上出现，在他们看来当是罪不容诛吧，而笔者却佩服她的这种冲击的勇气。不过，她虽有勇气，但她却不自立，归根到底，她对男人的依赖过强，她觉得没有男人可依靠的生活活不下去，而正是她的这种思想才会让鹿子霖有机可乘，使她成为了被利用的工具以及无辜的牺牲品。如果她自立一点，靠黑娃留给她的地和食物等东西，她完全可以过得下去，而并没有她想象中的那样不能活，说到底是因为她不是一心想靠自己。

　　田小蛾是《白鹿原》人物系列中最具悲剧性的一个。然而，随着田小蛾由“叛女”转为“荡妇”的叙述，作者对主人公田小娥的情感态度也开始由同情转为否定批判。而田小娥的前后性格的这种转型是不成功的。人物性格在转变中没有充分铺垫心理契机，故而造成人物性格的断裂。作者依照男性眼光叙述，表面化地再现她的言行心理，实际上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田小蛾内心细微处的苦闷内疚、羞愧等情绪都没有得到表现。因此可以说她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客观形象，一个被

　　作者观念化了的“淫荡”载体。作者潜意识里是把小娥作为“祸水”的典型来塑造的。为之文本中与她发生过性关系的几个男人都遭“祸水”之灾。文中小娥这一“祸水”毁了她原来的丈夫郭举人——使他蒙受夺妾之辱；毁了她父亲田秀才——使他家风蒙受了玷污；毁了情人黑娃，后来还落草成寇。接下来“祸水”使孝文倾家荡产，身败名裂，甚至这“祸水”还使狗蛋命丧黄泉。而最后孝文的浪子回头、黑娃的娶妻生子、潜心学儒，实质上就是对以前肮脏龌龊行径的抛弃、对红颜祸水的批判。作者是这样描写新婚之夜的黑娃：“他的心情变的更加糟糕，十分扭曲十分空虚十分畏怯十分自卑，而对面椅子上坐着的不过是一个柔弱的女子，两只红烛跳动的火焰在新娘脸上闪烁；他想不起任何一件壮举使自己心头树起骄傲和自信，洪水一般一波一波漫过来的尽是污血与浊水，与小娥见不得人的偷情以及在山寨与黑白牡丹的龌龊勾当，完全使他陷入无可挽救的自卑境地。”在这些文字中，作品通过黑娃对自己人生历程的反思，通过田小娥与知书达理的正统女子秀才女儿的间接对比，最终表达了其对传统男权文化主流思想的皈依，即对不贞女子和不贞行为的否定。也许在作者看来，田小娥之类的女子命运固然可悲可悯，但与延续传统文化、重塑传统道德这样的经国大业相比还是微不足道的。但作者处于女性观念全新的现代社会，却完全套用“红颜祸水”的传统标准评价旧女性行为，显示了其思想深处的男权集体无意识。

　　二、转型期凸显的女性——白鹿精灵

　　白灵是白鹿原上唯一受过现代教育、有知识有理想的新型女性。她是作者按照现代思想标准塑造出来的一个全新的白鹿原女性形象。在整部《白鹿原》中，她是唯一一个代表白鹿精灵的女性，她身上拥有白鹿精灵的种种美德，正义善良、勇于反叛、追求真理和爱情等。白灵形象体现了新女性的一切美好品质，是一个完美的天使形象，最正面健康、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莫过白灵这位独立自主、美丽性感女性了。在叙事中白灵在社会生活与两性关系双方面都占据中心地位，几乎让千年来一直把女性当作消费品、附属物的男人们退居边缘。

　　这个极有个性的女人，在征服外部环境和追求自身幸福这两方面，都表现出摆脱男性中心思维的自主品格，使作品中的女性视野与男性视野相交错而形成平等对话关系：在男性人物的精神优势中凸现女性主体性——不能由男性人物或男性价值原则来指派自己的命运。果不其然，拒婚，与家庭决裂，这一系列与男权下的女奴道德直接对峙，勇敢地追求自身幸福和人格独立的叛逆举动使她不可避免地踏上了男性文化为她预设的悲剧命运。

　　她在革命、进步等意识形态框架内，不顾一切地“往前冲”，与同一阵营中的男性共同追求理想，甚至表现得比男性人物更为坚定勇敢、更为有力。虽说白灵投身革命缘起于一个爱情游戏——抛掷铜元，然而当她确定了自己的理想之后变得异常坚定，与兆海的初恋因为信仰不同、意见相左而完结得如此彻底：

　　白灵的那一缕温情顿然冷寂，忽闪闪蹿上一股火气，她强盛的气性迅速恢复，迅即作出反应……两人不欢而散。思想上的尖锐对立，减轻了他和她感情上的依恋，分手的时候远不及第一次那样沉重如焚。

　　在对爱情的最终选择上，她也表现得那样自主而热烈。与兆鹏，也就是兆海的亲哥哥在敌伪区先假扮夫妻，在经历血雨腥风的磨练、生与死的考验之时爱情火焰如革命斗志般被激发出来：

　　“咱们做真夫妻啊，兆鹏哥！”“我们做一天真夫妻，我也不亏。”

　　他们的爱情生活虽然如同烟火般短暂，但在读者心中留下的印痕久久挥之不去。

　　“这种秘密状态的生活环境使他们提心吊胆又壮怀激烈，他们沉浸于人生最

　　美好的陶醉之中，也不敢忘记最神圣的使命和潜伏在窗外的危险。他和她已经完全融合，他隐藏在心底的那一缕歉意的畏缩已经灼干散尽，和她自然地交融在一起。他们对对方的渴望和挚爱几乎是对等的，但各人感情迸发的基础却有差异，她对他由一种钦敬到一种倾慕，再到灵魂倾倒的爱是一步一步演化到目前的谐和状态，他的果敢机敏、热情豪放的气韵洋溢在一举手、一投足、一言一笑、一怒一忧之中，他的长睫毛下的一双灵秀的眼睛，时时都喷射出一股钩魂摄魄的动人光芒。”②

　　可以说白灵代表了中国现代男性叙事文学在性别意识领域反抗封建礼教、建立现代性别伦理、在平等的人的意义上尊重女性生命的最高成就。她勇敢地挑战了男权原则，有力撼动了男权至上的基石，令高高在上居于统治地位男性文化显现出不安：她的身边已经没有“浮得住”她的人了。终于男权对白灵的忍耐到了极限，无可奈何安排她在“肃反”中冤屈地死去。而后，男性的至高权利似乎又不忍心看到自己一手培植起来的对立者就这样消亡，象征性地把白鹿的化身奖赏给她，以消解她的死亡带来的不适。

　　三、民间性的体现——贞洁的圣女

　　在男性的潜意识中似乎都有一个理想的女性，她贞洁温驯、恬静安宁、富有母性。她对男性认可的价值世界不构成任何挑战，而有一种母性庇护的心态。这种理想的女性，是男权文化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不断总结、筛选而打造出来的。男性渴求女性的贞洁、美貌、母性情怀，因此塑造了专门为了男性的需求而生存的女性。她们回避了女性自我，回避了女性的自由意志。这类女性是贞女与母亲这两类男性最渴求的女性形象的整合。她的相貌与男性世界认可的贞洁美德、母性美德相结合，产生出一种健康的、没有危险性的美。白鹿原上的精神领袖朱先生究竟为什么会选择白家大姑娘作为自己妻子？就是因为她的眼睛泛着“刚柔相济”的光芒。朱先生自涝池见着这女子的第一眼起就断定

　　“即使自己走到人生的半路猝然死亡，这个女人完全能够持节守志，撑立门户，抚养儿女……”而朱白氏果然没有辜负丈夫的“厚爱”，年过半百之后“眼睛周围布满了细密的皱纹，愈见深沉愈见刚正，愈见慈爱了……”

　　男性以赞美的态度塑造出这类女性形象，实际上是剔除了女性身上任何与男性价值世界不和谐的东西，是根据男性自己的需求而不是根据女性自我的生命逻辑来塑造女性榜样的。白嘉轩的妻子吴仙草，是他迎娶的第七个新娘。当时的白嘉轩因为克死了六个美貌能干的妻子而成为白鹿原上最恐怖的传说，这个新娘却毫不畏惧地身挂桃木棒槌与前六个抬着出去尚不甘心的鬼对抗，并破了法官百日内不得同床的禁忌，依从了白嘉轩性需求。随后接二连三地给白家添丁，成为白家的大功臣。一直以来她隐藏在当家的背后，兢兢业业地完成自己的使命，努力作到井井有条地处置男权社会规定的一切应该由女人做的家务。她与朱白氏具有同样的坚强，使白嘉轩在不知不觉的欣赏中把她当成灵魂自由栖息的精神家园。在这种特定的男性视野下，遮蔽、压抑了女性生命与男性需求无关甚至不相和谐的某一面，又强调、夸大了女性生命符合男性需求的另一面。

　　男性文化在打造这类圣女形象时，过分强调女性的母性职责。其一表现在白鹿原上的男人对女人的最高赞赏就是认为她与自己的母亲一样。这是男性恋母情结在作品中的投射。

　　朱先生即将离开人世时，紧紧瞅着朱白氏的眼睛叫了一声，“妈——”朱白氏身子一颤，真如慈母似的盯着有些可怜的丈夫。

　　其二就是对生育的简单化。在男权社会里生养孩子是女人的本分，甚至因为司空见惯而显得漠然。被塑造成圣女的仙草就认为这事同拉屎拉尿一样用不着惊慌失措，只不过稍微麻

　　烦一点。当她看见丈夫在她生白灵时第一次给她烧水端水竟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依恋母亲，本来是人类合理的一种心理特征。但是，它必须有个限度——对女性的颂歌，必须与理解女人作为一个人的生命逻辑相结合，必须以尊重女人作为一个人的主体性价值为前提”。③否则，这一种颂歌就可能变成仅仅以母性界定女性的生命价值，从而剥夺为母亲的女人作为一个人的生命丰富性。男权文化中对对圣女形象的打造，就是以母性遮蔽、剥夺女性其他丰富多样的生命需求，从而使得女性沦为一个没有主体性价值的、仅仅是为满足男性恋母心理需求而存在的工具。

　　不仅如此，男权文化虽然在道德上把贤妻良母树为女性楷模，但这种被礼教规范塑造、压抑过的贤良女性，男性在感性层面上却觉得她们乏味无趣。她们是朴素的“拙荆”、“贱内”，一般只会“挑灯夜补衣”，并不懂得“琵琶弦上说相思”。白家大媳遭到丈夫白孝文的无端抛弃，正只是因为她缺少了一份田小娥式的野性风情。

　　四、女性中的悲剧——生命意蕴

　　在白鹿原上最无辜的女性形象非鹿家大儿媳莫属了。一个连名字也不曾留下的女人。虽然是原上名医冷先生的大女儿，嫁入了门当户对的鹿家，但怎料鹿家长子兆鹏一心要与封建包办婚姻说不。除了公公的三个巴掌打出来的新婚之夜她就再也没有见着自己的丈夫。在人类生活中，爱情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它是人类社会两性关系发展史上长期进化而产生的“文明的奇迹”，是男女异性心灵碰撞的绚丽火花和性爱的升华。“哪个少年不钟情，哪个少女不怀春”，她正值青春，正值生命的花季，有着对幸福的向往、对爱情的渴求，却被残酷地拒在这至善至美的爱情世界门外，情感世界一片荒芜，苍白冷寂。没有卿卿我我、缠绵缱绻的柔情，缺乏铭心刻骨、摄人心魄的炽情，曾经的望眼欲穿、急切企盼和魂牵梦萦都在可怕的岁月之刀下消磨殆尽。性，这个人的正常生理欲求也被扼杀。这个洋溢着青春活力和生命活力的姑娘被生生逼疯了！

　　“一切欲求旨出自需要，出自匮乏，因而也就是出自痛苦”④她渴望过属于人的有性爱的生活。这种冲动如江河决堤、百川归海，是任何力量也阻止不了的。即使禁锢在封建人伦道德枷锁下的弱女子身上也不例外。但是男权文化怎会容忍一个女子对天性“大逆不道”的追求？荒淫无度的鹿子霖借醉调戏过她后又扮着圣人的面孔用一撮麦草羞辱了她。生活在一个对性讳莫如深的时代，封建婚姻、伦理道德的枷锁剥夺了女性正常获得“情欲”和“性欲”满足的权利。它是生命冲动的本身，所激起的压抑能量也是最大的。因此被压抑在潜意识里的性欲不可遏制地要发泄出来，变相地“为非作歹”：她在遭受羞辱默不作声三、四个月后，有一天突然蹿到大街上告诉别人自己杜纂出来的疯话：“俺爸跟我好……我跟俺爸好……你甭跟俺婆说噢！”“你们甭下看我！他娃子不上我的炕，他爸可是抢着上哩！”。

　　她的公公将她囚禁，思谋着如何摆脱自己的嫌疑；她的父亲冷先生根本不追问女儿发疯的原因，就下药将她药哑。她万念俱灰，日见消瘦，最后死在炕上，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被那个污浊的社会淹没了。

　　男权至上的封建传统残酷剥夺了一个女人的青春、幸福和爱的权利。她在没有情爱性爱的畸形生存空间中挣扎，不幸误入心理畸变的黑洞，像一只纯洁的羔羊被活杀于祭台之上，成为男性文明的牺牲品。

　　正是通过这样一群各自闪耀着不同光芒的人物形象，《白鹿原》才能够在艺术的长廊里发出夺目的光辉。传统道德下的人性之美，人性之善，人性之淳，在作品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文化传统文明古国，在漫长

　　的历史进程中，儒、释、道等思想文化的积极元素对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的影响是巨大的，正是有了这些优秀的文化滋养，中华民族才成为了一个具有优秀品质和光荣传统的伟大民族，才能够长时期的引领着人类历史文明的进程。

　　参考文献：

　　[1]肖唐镖.村治中的宗族[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2]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2.[3]陈治中.白鹿原[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4]唐军，陈午晴，侯红蕊.对村民自治制度下家族问题的理论反思[J].社会学研究，2004(5).

　　作者单位：甘肃省渭源县大安中学

　　邮政编码：748213

篇三：白鹿原中女权主义的体现

　　——《白鹿原》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13汉语言1班

　　姜童

　　摘要：《白鹿原》作为一部时间跨度将近一个世纪的作品，描绘了从清朝到新中国建立的这一段时间里众多重大历史事件。而在这些历史事件中，白鹿原这片深处中国腹地、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甚至作为“封建堡垒”的土地上上演了一幕幕女性的悲剧，这些悲剧不仅与女性自身的性格有关，更与当时整个社会的历史背景有关。本文试图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结合性文化与贞操观的历史成因及其影响来分析《白鹿原》中的女性悲剧，解读这些悲剧的成因。

　　关键词：白鹿原；女性主义；悲剧

　　巴尔扎克曾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白鹿原》通过其深厚的历史意蕴与文化内涵为我们展开了一副波澜壮阔的民族历史画卷。中国从来以自身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民族文化著称于世。然而，这是助力也是羁绊。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为我们留下的不仅仅是灿烂的文明，还有悠久的男权社会传统和在男权统治下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文化。这种文化体现在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等各个领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成为了人们的行为准则，它不仅为男性谋取社会权利与地位提供了极大地便利，更为女性带去了深重的苦难。

　　我国性文化的演变与这种文化的影响

　　性与权利从来相伴相随，在男权社会中，女性作为一种权利的象征可以很好地揭示男权在我国社会中的一步步发展与巩固。我国的性文化大体经历了从原始生殖崇拜到先秦较开放的性风俗再到魏晋汉唐时期风雅的性文化直至最后宋明理学时期“存天理，灭人欲”的疯狂时代的过程。男性在理学发展和兴盛的时期掌握了社会几乎一切特权，并且并未随着朝代的更迭而丧失这些特权，相反男性的权利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与增强，直至清朝灭亡、新思想的传入。恩格斯曾经说：“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女性的权利随着性自由的一步步缺失而逐步衰微，这种男性对于女性的压迫随着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各种统治手段的进一步加强而愈演愈烈，女性也在这种统治下逐步趋于弱势地位。

　　这种男性的统治不仅体现在法律、道德约束上，也浸润到文化里，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甚至部分女性也成为男性统治的“帮凶”，女性不仅仅受到来自男性的统治，甚至受到了来自同为女性的长辈的压迫，这种压迫在以宗法制为组织基础的传统乡村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这些乡村中的名门望族更成为这种压迫的重灾区。《白鹿原》中这中压迫的施压者有很多，其中的典型代表便是白嘉轩的母亲白赵氏。在白鹿原中，她可以说是一个精明能干的正面形象。既有中国传统妻

　　子的温柔贤惠，又有中国母亲的无私慈爱。她为整个白家奉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可谓中国传统女性的杰出代表。可这种“杰出”不仅仅代表着她的精明强干、吃苦耐劳，更体现着女性从肉体到精神被压榨与被剥削的深沉的悲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种财产继承制度的必要条件已经成为当时整个社会伦理道德的规范，被奉为圭臬，当做真理，甚至时至今日它的影响也并未远去。在这种道德规范的影响下，当白嘉轩的妻子一任接一任的死去，白赵氏安慰白嘉轩说：“甭摆出那个阴阳丧气的架势！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死了五个我准备给你再娶五个。家产花光了值得，比没儿没女断了香火给旁人占去心甘。”女性作为生育工具的悲剧地位，被客体化、物化的习俗在她的话语里得到了充分的昭示。当一种统治从制度上升到文化，使得被统治者成为统治者的统治工具而不自知甚至习以为常时，这种统治可以说是及其成功的，但更是令人毛骨悚然、泯灭人性的。中国传统的“仁义”对于女性的行为规约的巨大影响在白赵氏简单的两行字中体现的淋漓尽致、触目惊心。女性处在如同草芥的位置上，可以被随意丢弃，可以被随意践踏。

　　贞操观与自由

　　余秋雨认为，一部作品气魄的大小，既不是看它所表现的时间和人物的重要与否，也不是看它切入的角度是否关及历史的枢纽点，而是看作者下笔前后是否有足够的历史悟性。这里所谓的历史悟性并不等同于历史知识，而是指作者对于历史的代入感，对于历史的整体把控。能否在小说中通过简单的细节勾勒出整个历史的宏伟轮廓。陈忠实的历史悟性让《白鹿原》这部作品凝实厚重，广袤壮阔。之所以这么说，可以从田小娥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中略窥一二。

　　“贞操”这个恶名昭著而由来已久的概念的产生与宋明理学并无关系而比那久远的多，它的产生与私有制密切相关。当私有家庭产生后，血亲继承成为当时财产继承的主要手段。由于在单婚制的初期，在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偶婚的性交习俗的影响之下，女子婚前可以与多个男子发生关系，所以当时的社会风俗是男子往往“杀首子”以选定亲子作为自己的继承人。而后来，由于禁止女子婚前性行为比“杀首子”这种风俗可操作性强得多，“贞操”的概念便逐渐成形，其影响直到今天依旧存在。田小娥的悲剧始于“贞操”，而她最终也因为“贞操”的丧失而命丧于老丈人之手。从她嫁入郭举人家中作为小妾的一刻开始，她的悲惨命运似乎就已经被注定了。作为小妾，她不但要忍受着孤独与寂寞，还要忍受着来自郭举人“泡枣”陋习的肉体的折磨与精神的侮辱。她是自由的，所以她反抗了，她用将“泡枣”浸在尿桶里的方式来反击；她是自由的，所以她去追求自己的爱情，与黑娃的结合是一个本该在最美好的年纪享受灵与肉的欢愉却惨遭囚禁的女子的反抗。然而，绵延千年的男权统治无法容忍一个少女的反叛，她个人的微薄之力与整个社会根深蒂固的文化相比实在太过卑微，所以，自从她孤身一人走向社会的对立面的那一刻起，她悲剧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哪怕是她的反抗，也是借助于男权的反抗，仿佛是历史残酷的嘲讽。于是，她依附于黑娃，她被黑娃抛弃，独自一个人面对全村的指责与嘲弄。她与鹿子霖进行交易，用自己的肉体获得他的庇护，可也最终惨遭利用。她并不是一个妖女，却被全村人“妖化”。卫道士们“女人是祸水”的理论在她死后也不放过她，当男权发展到一个极致，他们骄傲地以为自己是一切的主宰，而实情则与之相去甚远。所以，当事实的发展超出了男性的掌握，他们就只能将罪责推到它者身上来粉饰自己至高权力王冠上的那一道裂痕，而女性，则成为推卸罪责的绝佳对象。最终，当那座六棱塔高高

　　耸立在田小娥与黑娃曾经的家上时，那座塔已经不单单是一座塔，它成为一道人性的伤痕，也成为一座女权的墓碑，永远的耸立在古老的白鹿原上，为田小娥追求自由的足迹永远的标上了一个句点。依附于男权的反抗，最终只能以失败告终。

　　结语

　　《白鹿原》整部作品中，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迹象十分明显甚至贯穿在整片文章之中，然而，在笔者看来，这并非作者自觉自发的一种行为。在一位有历史悟性的作者笔下，人物的一言一行都被深深地烙上了历史的痕迹。在这里，这种痕迹体现为中国漫长的男权统治遗留下的文化烙印，这种烙印并不随着近代以来男权统治的社会基础瓦解而随即消失。正如马克思所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相对运动并不完全同步。近代以来，虽然女性权利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然而，在我们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女权运动仍旧刚刚起步，对男女同权的争取即使在外国也没有完全实现，而在国内，甚至连起步都只是刚刚开始，绝大多数人仍旧处在蒙昧之中。对于女性权利的重视并不仅仅关乎人性，更关乎整个人类的未来发展。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水平和公民受教育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我国女性地位也在逐步改善，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合理地摒弃我国文化中男权统治遗留下来的对女性的奴役与压迫的部分才是重中之重。

　　参考文献：

　　[1]王鹏.女性生命本体欲望的消解与反消解——陈忠实《白鹿原》女性形象论[J].电影文学,2009,05:97-98.[2]刘文菊.女性主义视域下的《白鹿原》解读[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4,04:68-72[3]陈忠实

　　雷达.《白鹿原——雷达点评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01[4]白先勇

　　《台北人》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0[5]彭露露.初论“性污名”的文化体现及性教育对策[D].华中师范大学,2011.

篇四：白鹿原中女权主义的体现

　　——浅析《白鹿原》

　　一部白鹿原勾勒几曲轮回的忧伤和怅然。在从清末民初到建国之初的半个世纪里，一阵阵狂风掠过了白鹿原上空，一场场暴雨袭击着白鹿原上的人们，然而春光明媚后的午后，物是人非，只剩下山形依旧枕寒流。周而复始的逃离、欢好，反反复复的动荡、抵抗，是挣扎、是无奈、是风吹过的浮萍，命运的轮回由不得你的出轨。即使偏离了原有的轨道，百转千回，俯瞰大地，人性的七情六欲，人情的悲欢离合，儒家的仁义道德，民族的兴衰存亡，冲击着这座平凡的废墟，敲打着庸儒的人心，为我们展现着灵魂深处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去感受历史发展中心脏脉搏跳动的视觉……

　　白鹿“缘”，缘生缘灭

　　缘起欲，表为爱。一场半生缘，到底化为灰烬的是什么？《白鹿原》这部作品并没有只是单纯的论述政治党派的问题，从中夹杂着一段被拍成电影的爱情。田小娥与黑娃的结合，第一次是所谓的偷欢导致的是田小娥来到黑娃生活的地方，命运的使命总是这么巧妙。还记得黑娃之前担心，就对小娥说：“只要你好好地跟着我就行。”是否黑娃的担心就已经预示着田小娥的命运呢？该批判田小娥对以前那户人家的背叛吗？也许不该，田小娥一出现则是侧室，不仅如此，她的作用除了所谓的“泡枣”便没有什么实质性作用，在这样一个畸形的视觉下，这不是出轨，只是求生，求爱，求尊严吧。也许她本就没有什么自尊心可言，不管是因为那张过人的人皮还是自己的所作所为都为她的结局做好了铺垫。坍塌的房屋结束了她的一生，她的爱情，她的欲望化为灰烬。是她的罪过吗？为什么如此对待一个只是想找个依靠的女人，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她只是以自己生存的方式生活着，她只是合乎人性本能而活着。也许在封建主义伦理道德下，她是不贞不洁的；在现实主义下，她是艰难的生存者，出卖肉欲本不是她所愿，然而她的到来，引起的是白鹿原上的震动，有色眼镜下还能出淤泥不染？即使有心也恐怕是无力了吧。田小娥只是一个缩影，世界上有多少个田小娥活着，为了生存，如果仅仅以一个女人的到来而去畏惧她带来的危害，是可笑的。田小娥开启的是人性的欲望和人性的天性，那是与白鹿原上的淳朴封建的民风所背道而驰的，寻求解脱，寻求自由，寻求爱情，岂是当时社会背景下所能如愿以偿的？望着黑娃决然而去的背影，痛苦唤不回他的怜悯，紧紧关闭的房门能抵抗的了寒风凛冽吗？开启的心房又该何去何从呢？

　　失去了爱情的发动机，卷入的是灵魂的黑洞，不管如何都要生存吧。该灰心了吗？不，她田小娥一定要好好活着。

　　缘生：白孝文的出现，成为她最后的依靠者。白孝文，如果不是田小娥巧施美人计，导致事情败露，白孝文名誉尽失，他肯定会成为继父亲后白鹿村上又一位有名望的族长。但是，白孝文当初在面对田小娥的诱惑时，由于封建的名誉节操意识深深地印刻在他的心里，他只是偷偷摸摸的背着父母和妻儿与田小娥约会，且出现了田小娥所说的“怪现象”：他脱掉裤子就不行了，穿上裤子又行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怪现象呢？那是因为封建的贞节名誉意识在他的心中作祟，才会使他在对待小娥的问题上，出现这种有损男性尊严的“怪事”。因为他怕失去名节，他怕失去父亲的信任，他甚至怕失去族长的继承权。而当白孝文与田小娥的事情败露以后，白孝文好像突然之间甩掉了囚禁在他心里的封建的牢笼枷锁一样，一下子在田小娥面前显示了他强大的男性能力。以至于发展到后来，白孝文不惜变卖家产也要与田小娥在一起“鬼混”。此时的白孝文，已经开始具有一个“现代人”的思想意识了。真正使白孝文的思想发生重大转变的是，白孝文在县里面的保安大队当上营长之后。这时的白孝文身上已经不是那个留着长长的辫子，穿着长布马褂的封建性的旧知识分子了，他已经是个

　　身着戎装，留着短发的新人了；而且从白孝文口中蹦出的“出手”一词，更是显出了白孝文思想意识的先进，似乎彻底的经历了一次革命的洗脑。

　　缘灭：还记得吗？作者在写田小娥最后因为那个开门声而拼劲全力而喊出声的：“大啊！”寄予是生存的希望，是人性生存的本能，也许田小娥死不瞑目，她不明白自己到底是哪里错了，招来的是黑娃他爹无情的一刀结束了寒风中那就颤颤巍巍的身躯还有肚子中那还未来得及面世的孩子。人们眼中的鄙夷，肮脏，田小娥的试题发黑发臭无人问津，是什么使得他们对人性的漠视？不仅如此，道德正义下的枷锁禁锢的是人性。当时的男欢女爱不是你能有所选择的，是封建时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方为合理。人心的复杂，社会的畸形，人性的欲望作者从另一个角度去阐述新旧交替下“黑洞”的浑浊和生存的困难。

　　祸起萧墙：田小娥的存在，使得风气更加浑浊了吗？还是原本就是脏乱不堪的社会知识增添一笔女人的无奈与可悲呢？又只有田小娥一个女人吗？记得那个水灵又聪明的白灵吗？人如其名，但是在这个社会背景下黯然失色的女权主义注定了她的命运。《白鹿原》浸润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而它对女性的描述也自然逃脱不了中国封建道德礼教的制约和男权社会的需要。在陈忠实营造的《白鹿原》世界里,女性是作为男权社会的附属品出现的,她们没有也不应该有自我存在的意识与权利,否则便万劫不复。田小娥的逃离是在自取灭亡，如果她只是麻木的没有追求没有感官没有那么多的没有，也许她也只是在安稳的当她的侧房，虽然无聊度日，起码苟且偷安。在以男性为尊的时代和社会里,女性完全被笼罩在男权的阴影之下,男权的中心统治地位无情地对女性从肉体到灵魂构成双重压迫和摧残,女性的命运是悲惨的。即使书中把握了自己命运的惟一女性白灵,她的死亡,仍暗合了传统儒家信徒的人生观,逃不出白嘉轩们的预料,逃不出封建道德欺诈的目光,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蔑视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彰显男性优势的社会,显示了传统伦理道德对于男性的绝对宽容和对于女性的绝对严苛。女性仅仅作为传宗接代和男人成家立业的工具而存在,女人没有独立的地位,用白赵氏的话说,“女人不过是糊窗户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田小娥的半生缘，岂不是蕴含着当时女权的悲凉？女权的半生缘即使到现在，也只是勉强凑活吧。

　　白鹿“源”，历史画卷

　　源起文化：《白鹿原》这部小说中蕴含着多种文化的杂糅。这块废墟上遗留的是精魂还是糟粕？作者在描写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时候，浓墨重彩的展示了地方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对具体地域人的性格、心理乃至思想、学术的影响与熏染都是巨大的。对于乡土气息的描写不是外在的,而是渗透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所以格外沁人心脾。关中风土淳厚,民质直而尚义。在朱先生身上,如果说这种尚实的特点,由于作者对他理想化的、有时甚至是半仙半道的艺术处理,而不无飘渺之处的话,那么,白嘉轩则表现的尤其分明。文化研究的眼界是开阔的,它不仅关注关中地域文化特征,而且从中华文化的高度上进行文本的文化分析,形成了文化研究深厚而复杂的体系。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在开阔的大文化视野下对历史、生活关照的细致入微、真实可信和生动深邃。在这里,无论是大革命的..风搅雪..,大饥荒大瘟疫的灾祸,国共两党的分与合,还是家族间的明争暗斗,维护礼教的决心,天理与人欲的对抗,以至每一次新生与死亡,包括许许多多人的死,都浸染着浓重的文化意味,都与中华文化的深刻渊源有关,都会勾起我们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刻思考。白嘉轩、鹿子霖等有着明显的儒家文化观念的影子。在分析作者对待传统儒家态度上,我们看到了评论者的分歧。倾诉着对传统文化的留恋与赞叹;然而正如陈忠实的自我矛盾心态

　　一样,他对传统文化是既留恋又鞭挞,因为他既看到了它昔日的闪光动人处,同时也看到了它对中国向现代化迈进中的阻碍。但它同样表现出对它的美景不再、花落无情的无限叹惋

　　和迷惘。因为新的时代来临了,谁也无力抗拒,朱先生自己也无可奈何。陈忠实不仅客观地展示了传统文化的社会环境,表现了传统文化的精神,而且描绘了在本世纪前半叶的激烈动

　　荡的年代里,传统文化屡遭挫折、不断退缩的历史轨迹。

　　以文化的角度切入文学作品,无论是生活细节的描写,还是典型人物的刻画,都烙上了文化的痕迹,既展示了复杂而博大的传统文化内涵,又凝聚了人文关照的体味与温情。

　　白鹿“垣”，残垣断壁

　　作者以凝练的语言，朴实而不乏浪漫的笔风，苍凉抑郁的写作基调，再现了渭河平原上一群农民的悲欢离合。小说着眼于白鹿村两大家族的荣辱兴衰，讲述了以白嘉轩和鹿子霖为首的两个家族，在截然不同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冲突融合中，白鹿两家祖孙三代恩怨纷争的故事。白鹿原为我们演绎的命运之歌，光华荣辱过后的烟硝人散，留下的是几许断壁残垣吧。

　　断壁残垣之一：人物的命途多舛

　　《白鹿原》利用故事的曲折性和情节的复杂性构造了许多人物，从中我们熟知的便有白嘉轩、白孝文、黑娃、三娃、朱先生、鹿子霖等人物。每一个人物身上到烙印着他们与生俱来的命运使命。他们只有负责担负使命，无力抵抗使命，这是一道神谕，犹如革命如火如荼的进行着般无法抗拒。黑娃枉死、小娥惨死、白领冤死……鹿子霖最后无疾而终，引发的是白嘉轩的愧疚和同情。白嘉轩这个典型人物他是一个个性非常复杂的人，既有仁义的表率风范又有果敢善断号令众人的领导才能，既能以德服人又手腕多变智术过人，正是这种“内圣外王”的修为和处变不惊的过人能力牢固地树立了其在白鹿原绝对的权威。

　　作者在塑造白嘉轩这一人物时，赋予了他人性的双重性，他不仅是封建礼教的维护者，有着残酷无情的一面；还是温厚宽容的长者，可信赖的朋友，具有人性光辉的一面。小说在人物的刻画上，采用了对比的手法，如果白嘉轩代表的是仁义正直的化，那鹿子霖则是卑鄙龌龊的代言人。他趋炎附势，苦心钻营，谋得“乡约”一职，与白嘉轩的拒不做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鹿子霖还利用职务之便引诱、霸占白小娥，并利用她勾引白孝文，使白嘉轩蒙羞，以泄他因妒生恨的怨气。故事中鹿子霖的下场以惨淡告终，以前所有的恩怨纷争，人前的风光招摇，人后的卧薪尝胆，都不及他疯掉后，手里挖得的一个“羊奶奶”来的实在。对于鹿子霖的结局，作者的处理方式如刀般犀利，言辞辛辣地讽刺了他扭曲的人性，也使得小说的批判味道更浓。

　　断壁残垣之二：灵魂的“黑洞”，浑噩的黎明

　　白鹿原上的颜色，以白为主，人物姓字中的白，也许是白嘉轩发现风水坟地和朱先生过世时那两次雪原弥望的白,也许是白灵和朱先生之死幻化出两次白鹿横空远逝的白。白的色调在陈忠实的笔下,既是一种颜色的实指,又是某种宽泛的象征。景物描写的色调是实指,有具体的物象,而作为从实指的具体物象中透出的象征,就带有深邃乃至神秘的文化意蕴了。比如,白色象征纯洁,白璧无瑕,冰清玉洁,以喻朱先生的人格。但蒙冤的白灵,枉杀的黑娃,甚至惨死的小娥,作为人,难道他们的灵魂不是洁白,或没有被作家扣问出洁白吗?在中国的传统礼俗文化中,白主丧,丧服均着白色。白鹿原写的是一群人的悲剧,一个

　　远去了的时代的悲剧,它唱了一曲为宗法封建制度及其人格化的代表们安魂送葬的挽歌。这悲剧、这挽歌的颜色是白的。灵魂深处的“黑洞”吸收着革命变化的思想冲击和理智的混乱，如何守望这个浑噩的黎明呢？是民族的探索，是家族的兴旺，是个人的荣辱？一切最后都划归……

　　《白鹿原》被誉为是我国“当代罕见的一部大作品”，作家以当代眼光、当代意识审视、反省地描写了这段历史时，所表现出来的全新的体验和认识。正是这些，赋予了小说以强悍的艺术生命力，发生于20世纪上半叶白鹿原上的那些拼拚杀杀的事件、来来往往的人物，真真切切地变成了“一个民族的秘史”，让人们从中窥见我们民族悲怆的国史、隐秘的心史以及畸形的性史，窥见我们民族深厚的文化积淀，激发起人们深深思考

篇五：白鹿原中女权主义的体现

　　——女权主义理论批评下对陈忠实《白鹿原》研究的综述

　　陈默雨

　　摘要：《白鹿原》自问世以来，其中对女性形象的书写引起了评论界的广泛研究与讨论，尤其以女权主义理论进行批评的文章如汗牛充栋。有的是针对作家的男性化叙事策略的批判，也有的是对典型女性人物形象的分析与归纳。通过《白鹿原》展现出的黯然失色的女性世界，我们既能看到作家潜意识下流动的男权思想，也能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下的宗法制(男权主义)对女性的禁锢与戕害。

　　关键词：女性主义，批评，男权主义，女性形象

　　陈忠实小说《白鹿原》以其深刻厚重的历史洞察力展现了渭河平原风云变幻50年的历史变迁。小说中人物众多庞杂，形象饱满丰富。其中对女性人物形象的具体塑造与作者的男性化叙述策略引来女权主义批评界的广泛关注与研究。接下来试从众多相关评论文章中析取观点，来发掘女权主义批评界对《白鹿原》的多角度，深层次的解读。

　　一、对作家男性化叙述角度的批评

　　评论界对陈忠实《白鹿原》中男性化叙述角度的批评是基于80年代崛起的女性主义“身份”批评理论，该理论认为任何作者的写作，评论者的批评，读者的阅读，其视角，观点都会盖有“身份”的印章。而其实质是传统文化的体现与社会的建造。

　　《白鹿原》浸染着浓厚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内涵是宗法文化：其核心是皇权与族权，以忠孝为根本，奉行三纲五常，仁义道德，对人的个性发展与本能欲望进行残酷压制，而这样的宗法文化更是绝对的男权文化。在这样的思想主导下写作的男性作家，文本渗透着浓重的男权意识，而《白鹿原》正是一部“男权文化的经典文本”

　　1人物塑造方式

　　可以看到作家对主要男性人物赋予极大的人格魅力，在人物塑造方面下大力度，更多的是给予正面描写。白嘉轩是作家最为青睐的人物之一，他仁义正直，中正不阿，在白鹿原上具有极高威望，对打断他腰杆的黑娃以德报怨，在其危难时出面相救。他终其一生在奉行着仁义之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作家对白嘉轩的美好品格大加颂扬，无法掩饰对这个人物的喜爱。朱先生，白鹿原上的大儒，作者甚至将其“神化”，多年苦心孤诣地钻凿程朱理学，学识渊博，修养极高，在白鹿原上创办的白鹿书院，教书讲学，弘扬儒家文化。他亦是百姓心中的先知，“庄稼人每年就等着看朱先生家里往地里撒什么种子，然后就给自家地里也撒..

　　.什么种子”。

　　[1]冷先生，是白鹿原上很有威望的名医，兼有高超的医术与高尚的医德，镇定自若，胸有成竹，不焦急不怠慢。百姓对冷先生的膜拜与信任是无条件的。“看好了病那是因为他的医术超群此病不在话下而不值得夸X称颂，看不好病或者看死了人那本是你不幸得下了绝症而不是冷先生医术平庸，那副模样使患者和家属坚信即使再换一百个医生即使药王转世也莫可奈何”。

　　[2]作家毫不吝啬地赋予男性人物高尚的品质，超群的智慧，渊博的学识，以夸X与绝对化的手法进行描摹。使读者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下意识地对男性人物产生敬畏与崇拜之情。

　　相反，作家在女性人物的塑造上并没有不吝笔墨，反而让读者感到人物的单一化与类型化。女性在作品中充当配角，各式各样的女性人物在这部史诗般的作品中处于边缘地位，可见作家默许了一个事实:白鹿原是一部属于男人的史诗。吴梅芳（2002）指出：“在作家看来，无疑只有像白嘉轩这样腰杆挺得很直的仁义之士，才能支撑的起中华民族的脊梁骨，才是民族文化的中流砥柱，而在这其中，根本看不到找不到一个女性名字”。

　　[3]女性在作品中只是充当符号，没有独立主体性，她们的结局大都是毁灭。她们在作品中是失声者，白嘉轩的前几任妻子就是这样的失声者，因为她们没有为白家留下子嗣，没有贡献，她们的死也便轻如鸿毛。这正是迎合了男人所掌管的男权社会的生存法则——女人没有个人意志，被排斥在男权社会之外，沦为“他者”，并依附于男人而活，无论女人是顺从还是叛逆，结局都会毁灭于男权社会的屠刀下。顺从地被榨干劳力与尊严，便可忍辱归西。而叛逆者更是他们眼中容不下的沙子，必须斩草除根并永世不得超生。

　　善良，贤德，聪慧的白吴氏，作为族长的妻子，仍无法得到社会的肯定：她一生也没有资格进祠堂拜祭先祖，临死前想见女儿最后一面的愿望也被丈夫无情剥夺，而孝文媳妇作为族长家的大媳妇，竟然像狗一样没有尊严的饿死，也无法想象普通人家的妇女是怎样如蝼蚁般地活着。更不用说叛逆与充满野性的田小娥，她的出现另男权社会感到惊恐，她带着最为原始的生命力，勇敢冲破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撕开男权社会对女性禁锢的天罗地网，大胆追求本能性爱的满足与真挚的爱情。而这样的女人被视为不可原谅的祸害。背负着“婊子”“烂货”的骂名，以被公公刺死的结局收场。作家在对女性特质与生存状态的描写上带有很多盲点或者不愿意给予过多解释，在对其生存现状进行叙述时，口吻是冷静与挑剔的，话语中看似充满同情，却又任无情冷酷的意识在文本中肆意流动：在这一过程中，作家默许了其苟且着活，悲惨着死的合法性。不管白嘉轩，朱先生，冷先生之流的形象多么高大，但是他们在对待女性问题上具有相同的一致性——冷漠与残酷，而这一人性劣点却不会给他们的人..

　　.格上带来本质影响，因为女人是不值一提的，地位如牲畜一般，鹿冷氏被父亲下猛药致死这一事件血淋淋地体现了这一点，曹书文2004年提到“对因自己所导致的女儿的悲剧没有丝毫反省，所谓德高望重的冷先生在对待女儿的感情与生命问题上所显示出来的自私与冷酷被叙事者无足轻重地一笔带过，其性别上的男权立场是非常明显的。”[4]作者对女人的事业，爱情，人生价值都鲜有提到，女人就如一片白纸，正应了封建伦理道德的箴言：女子无才便是德。

　　文本中对女性的赞扬与肯定也凸显着作家的男性化视角。受男权社会“认同”的女性具有温柔贤淑的性格，忠贞纯洁的品质，以及美丽的容貌。这是主流的男性文学叙述方式，完全以男人的审美取向来划定理想的女性形象，事实的残酷被虚伪的颂赞所掩饰。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是男人的贤内助，她们居于幕后，帮助男人获得成功并烘托其价值，而她们本身却没有任何自我价值实现的可能性。《白鹿原》中的吴仙草，朱白氏都是这一形象的典X。这一形象的书写在下文中会进行详细综述。

　　2性的描写

　　要探讨女性，必然会涉及到性的问题。尤其在封建传统社会中，女性仅有的价值的实现的可能是与性不可分割的，她们负责传宗接代，经过性事，才可实现这一“抱负”。作者对白嘉轩前六个女人的描摹仅停留在与其的性事上，草草勾勒，便可结束。生命的消亡被一笔带过，被“符号化”，成为让白嘉轩引以为豪壮的“勋章”，彰显其绝对中心地位。对六个女人的书写以性事，身体，为对象，这样的描写会让读者产生女人活着的意义只是性事的载体的错觉，事实上这是有悖于女性人格意志的攥写——她们的存在仅此是为了烘托男性的力量。而田小娥充当了性的牺牲品。年轻俊俏的她沦为郭将军的妾，低贱卑微地作为他延年益寿和满足性欲的工具。文本中的性描写大多集中在田小娥身上，以她为中心的性关系网是复杂的，她身上散发的性魅力令男人着迷又心有余悸，叙述者将发生在田小娥身上的性事写得大胆而直露，充分显示出对这一人物设定的风流魅惑与妖冶，告诉读者她是白鹿原上的荡妇。小娥被害死后，化为妖魔鬼怪给白鹿原带来瘟疫大灾，关于其阴魂不散的写令读者不寒而栗。这一妖魔化写法显然是叙述者有意而为之，这是典型的男性作家在文学实践中的“厌女现象”的一种——把妇女描绘成怪物的模式化形象。在男权社会下，这样的女人就是妖的存在，她的惨死不值得同情，而且大快人心。对白嘉轩修塔的行为以及事后白鹿原重获安宁的叙述，便堂而皇之将被迫害致死的田小娥塑造成邪恶的化身，凸显作者对“罪有应得”的认同，体现其男权化立场。

　　..

　　.二、女性人物形象塑造的分类与归纳

　　考察与剖析男性作家笔下的具体女性形象是揭示其男权写作意识最基本的研究方式。

　　关于《白鹿原》中女性人物分析研究的文章不在少数，多数集中在挖掘人物形象背后的深层文化内涵，再进行归纳整理，以横向和纵向为脉络为读者呈现出《白鹿原》中女性生存状态的客观现实与发展演变。

　　（一）横向

　　1被“物化”与“工具化”的女人

　　作家陈忠实曾说道“女性的历史是被压抑，被扭曲，被物化的历史，女人在强大的男权文化的统治与遮蔽中，也逐渐地将这种外在强制性规定内在化，心理化，从而心甘情愿地扮演社会为她规定的角色”

　　[5]。“物化”即没有自我主体性。西蒙·波伏娃认为男性被视为完整绝对的象征体与主体，而女性则被贬为“他者”。所以，白鹿原上的女人她们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她们与物同等，被商品化，工具化，被男人用于交换，以此发挥其应有的使用价值。白嘉轩迎娶的前6个女人，都带有浓重的商品性质：父亲卖掉女儿，来换的其所需求的利益。体现这一点最明显的人物是木匠卫家的三姑娘。她凄惨地诉苦道：“俺爸图了你家财礼不顾我死活，逢崖遇井我都得往下跳。”[6]三姑娘的生命被父亲视为草芥，不值得留念，只要能得到钱财，死了也罢。这是何等灭绝人性的行为。同样，吴仙草作为父亲报恩礼品许配给白家，风流的田小娥被落魄秀才父亲卖给年已古稀的郭将军来维持家庭生计，都是商品性的体现。

　　而女人的工具性，在男权社会中体现得更为露骨。首先女人是生育的工具，中国封建文化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婚姻的最大使命是传宗接代。吴仙草是白嘉轩的第七房女人，迎娶时白家已由不得挑剔：“临到娶仙草时，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只考虑能传宗接代就行了。”[7]这句话赤裸地表现女性生存状态的工具性。

　　以及孝武媳妇被迫“借种生子”的荒谬行径，都暴露出男权社会认为的“女人是生育的机器，所做的只是她们份内之事”

　　[8]的残酷的价值观。还有评论者持有这样的观点：妻子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须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才能成为合法的。田小娥作为郭将军的小妾是合法的，“名正言顺”地成为泡枣和泄欲的工具。当她追求到自己的爱情时，却成为非法的，背负着“婊子”“烂货”的骂名被男权社会迫害致死。其次，女人是男人泄欲的工具，田小娥同样淋漓尽致体现这一工具性。年轻，娇艳的她是郭将军的泄欲工具，同样也是贪婪狡诈的鹿子霖借以满足自己淫欲的工具。最后，女人是男人相互斗争与平衡权力关系的工具，田小娥被鹿子霖利用，勾引白..

　　.孝文来报复白家。冷先生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白家和鹿家这两大家族，其用心不言而喻：为了平衡与白鹿原上两大家族的关系。而女儿婚姻幸福生活的与否根本无关紧要，鹿冷氏被迫守活寡得“淫风病”惨死的结局也是正是印证了这一点。可见，女性充当男人权利的争斗与斡旋的工具，是不折不扣的牺牲品。

　　2被“异化”与“同化”的女人

　　男权社会对女性不仅不仅是身体的残害，更是精神的残害。而这一残害的极致是将女人“男性化”。对女性进行残酷的压制，以至于没有任何喘息机会。使其在潜移默化下接受男权价值观，被“异化”与“同化”后成为自身的绊脚石与男权社会的帮凶。

　　白嘉轩母亲白赵氏就是男性化女人的典型代表。“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这样的言论令女同胞不寒而栗，其女性本质特征被完全扭曲。评论者认为，每个女性受到先辈的压抑与摧残，“多年媳妇熬成婆”后，再以同样的方法，对年轻女性进行残害。周朔在2004年提到“她们自觉地维护着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礼教和宗法制度，可以说她就是男权社会的‘帮凶’”。

　　[9]所以，男权社会对女性思想的荼毒更值得深思。

　　3被“圣母化”的女人

　　王政认为，“女性主义批评的初期阶段，主要揭露文学时间中的‘厌女现象’，即在文学作品中把妇女描绘成天使或怪物的模式化形象”。

　　[10]于是，评论者在《白鹿原》中注意到，还存在着这样一批女人，她们温柔，端庄，贤淑，并恪守妇道。是白鹿原中的好女人。有学者发现陈忠实对女性理想形象的塑造，其实是更为深层的男权意识的产物。韩晓晶观点认为：“男人对女人色相的要求和女人对男人才华的企望这两方面体现的是一个千古不变的男权主义观念……女人的职责是扶助男人成功，因而她必须具备的品质是美丽，温顺，贞洁——男权的女性性别角色期望。”[11]作者深谙这一传统，塑造出白嘉轩和吴仙草，朱先生和朱白氏两对“典X”。朱白氏被朱先生相中成婚后，更为端庄，温柔，持重。“渐渐透出一股圣人的气色了。”[12]这样的女性，她们任劳任怨，聪慧勤劳，对丈夫惟命是从，百依百顺，是男人心中的理想女性。而这样的女性形象是建立在女性主体性，自主性被剥夺的基础上，是对女性主体地位的一种忽视。她们是典型的传统母性形象，所以作者在文本住不自觉地赋予她们更多美好的道德品质，并对其大加赞扬。无论是仙草，朱白氏，还是鹿贺氏，她们的美好品德与容貌姿色都是男权价值对女性性别角色的期望。她们被认同的前提是自身性别立场的偏移，没有自身性别意识。

　　4被颂扬的新女性

　　..

　　.在《白鹿原》中被作者肯颂扬的新女性，就是白灵。作者赋予该人物极大的期望，是白鹿的精魂与理想化的人物。她漂亮，可爱，赋有灵气，并拥有远大抱负追求，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勇敢追求自我的爱情与事业。与生俱来的反叛意识，天资聪颖，主动接受新思想的熏染后怀有远大政治理想，最终走上国民革命的道路。她的两段爱情纯洁美好，需求精神的高度契合，与爱人的结合是灵与肉的结合。而白灵的一生几乎找不到其个人过错，与性格上的缺陷。但这样的女性最终成为共产党内部斗争的牺牲品，她的毁灭是理想的毁灭，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她是作家苦心孤诣打造地理想化女性，表现作者对一种新文化的追求。但这样的女性仍然摆脱不了男权社会统治的阴影，她的思想举动无法被接受，当她悔婚时，被父亲毫不留情地赶出家门。她的傲然之气与不屈精神永远傲立在白鹿原上。女性主义评论者对作家塑造这一人物形象给予了肯定，但是仍有学者指出，白灵形象的塑造仍不够饱满，存在着极大的性盲点，认为存在于鹿兆鹏的两性关系发展中：从白灵对鹿兆鹏从敬爱信赖的兄长之爱转变为两情相悦的爱情过于唐突，没有什么感情基础两人，两人极短时间内走向灵肉结合。评论者徐洪军指出“小说在作者的引导下成功地完成了‘革命’话语对爱情话语的置换，爱情被‘革命’遮蔽。爱情的内容因而被改写：相爱不是因为；两情相悦而是因为‘志同道合’的革命的需要”。

　　[13]所以这样的性盲点造成白灵性格发展的单薄，简单，绝对化。

　　（二）纵向

　　《白鹿原》中演变的女性的意识

　　以上四种女性形象是评论者用横向角度进行的归纳对比与总结。在史林盈《《白鹿原》女性意识的演变》中，作者以纵向思维考察了《白鹿原》中的女性形象，提出《白鹿原》展现了中国近现代女性意识的艰难演变与女性坎坷成长的观点。亦是让读者体察到一个稍显明朗与具有进步意义的女性发展史。作者将女性意识发展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女性“被围”的阶段，她们是最为传统的女性，“笃信一切先人们遗留下来的道德行为准则，牢固地恪守着长辈传下来的古朴而陈旧的传统美德”。

　　[14]代表人物吴仙草，鹿冷氏。第二，是女性“挣扎”的阶段，民族历史演变进程中，女性意识也在进步，小娥便是一个更为先进的女性，她与黑娃的爱情是对传统封建道德藩篱的挑战，大胆追求最为本质的情爱与性爱。她的抗争犹如冻土下的暖意与黑暗中的曙光。第三，是“突围”的阶段，白灵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她是新时代的新女性，接受新思想文化的熏陶，拜托封建传统的压制，走上追求自由与革命的道路。她完全融入时代的大流中，超越传统性别角色设定，是女性意识最为强烈的..

　　.的进步女性。综上所述，评论者认为，对陈忠实关于历史发展进程中对女性意识的进步的察觉与展现，应给予肯定。

　　结语：从以上研究综述中可以看出，对《白鹿原》从性别批判或女权主义批判的研究多集中在对作家男权化叙述方式与对女性人物形象的分析和归纳分类这两方面，主要从深层次文化角度出发，这当然是最基本与必要的，尽管相关的评论研究文章已经很多，但是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方面对女性的生存现状的影响的研究，还有所空白。如果能更多的结合社会现状与宏观男权社会发展的视野上来解读《白鹿原》，来探讨女性生存现状，能够使我们更进一步深层次地来审视《白鹿原》反映社会现实与民族历史的深刻内涵。

　　【参考文献】

　　[1][2][6][7][12]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1993[3]吴梅芳

　　试论《白鹿原》的男权意识

　　XX师专学报

　　2002，（3）

　　[4]曹书文：《＜白鹿原＞男权文化的经典文本》

　　XX师X大学学报2004[5]陈忠实

　　关于《白鹿原》的答问

　　：废都之谜

　　：团结

　　1993[8][9]周朔

　　《物化的存在——＜白鹿原＞女性生存状态分析》XX社会科学

　　2004[10]王政《社会性别研究选择》三联书店

　　1998[11]韩晓晶

　　《复苏的性别——后新时期女性主义小说探索》XX日报

　　1997-07-26[13]徐洪军

　　《礼欲之间挣扎的灵魂——对＜白鹿原＞中女性人物形象的性心理分析》XX学院学报

　　2010（1）

　　[14]史林盈《＜白鹿原＞女性意识的演变》《文学教育（上）》2007（10）

　　..

篇六：白鹿原中女权主义的体现

　　——女权主义理论批评下对陈忠实《白鹿原》研究的综述

　　陈默雨

　　摘要：《白鹿原》自问世以来，其中对女性形象的书写引起了评论界的广泛研究与讨论，尤其以女权主义理论进行批评的文章如汗牛充栋。有的是针对作家的男性化叙事策略的批判，也有的是对典型女性人物形象的分析与归纳。通过《白鹿原》展现出的黯然失色的女性世界，我们既能看到作家潜意识下流动的男权思想，也能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下的宗法制(男权主义)对女性的禁锢与戕害。

　　关键词：女性主义，批评，男权主义，女性形象

　　陈忠实小说《白鹿原》以其深刻厚重的历史洞察力展现了渭河平原风云变幻50年的历史变迁。小说中人物众多庞杂，形象饱满丰富。其中对女性人物形象的具体塑造与作者的男性化叙述策略引来女权主义批评界的广泛关注与研究。接下来试从众多相关评论文章中析取观点，来发掘女权主义批评界对《白鹿原》的多角度，深层次的解读。

　　一、对作家男性化叙述角度的批评

　　评论界对陈忠实《白鹿原》中男性化叙述角度的批评是基于80年代崛起的女性主义“身份”批评理论，该理论认为任何作者的写作，评论者的批评，读者的阅读，其视角，观点都会盖有“身份”的印章。而其实质是传统文化的体现与社会的建造。

　　《白鹿原》浸染着浓厚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内涵是宗法文化：其核心是皇权与族权，以忠孝为根本，奉行三纲五常，仁义道德，对人的个性发展与本能欲望进行残酷压制，而这样的宗法文化更是绝对的男权文化。在这样的思想主导下写作的男性作家，文本渗透着浓重的男权意识，而《白鹿原》正是一部“男权文化的经典文本”

　　1人物塑造方式

　　可以看到作家对主要男性人物赋予极大的人格魅力，在人物塑造方面下大力度，更多的是给予正面描写。白嘉轩是作家最为青睐的人物之一，他仁义正直，中正不阿，在白鹿原上具有极高威望，对打断他腰杆的黑娃以德报怨，在其危难时出面相救。他终其一生在奉行着仁义之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作家对白嘉轩的美好品格大加颂扬，无法掩饰对这个人物的喜爱。朱先生，白鹿原上的大儒，作者甚至将其“神化”，多年苦心孤诣地钻凿程朱理学，学识渊博，修养极高，在白鹿原上创办的白鹿书院，教书讲学，弘扬儒家文化。他亦是百姓心中的先知，“庄稼人每年就等着看朱先生家里往地里撒什么种子，然后就给自家地里也撒

　　什么种子”。[1]冷先生，是白鹿原上很有威望的名医，兼有高超的医术与高尚的医德，镇定自若，胸有成竹，不焦急不怠慢。百姓对冷先生的膜拜与信任是无条件的。“看好了病那是因为他的医术超群此病不在话下而不值得夸张称颂，看不好病或者看死了人那本是你不幸得下了绝症而不是冷先生医术平庸，那副模样使患者和家属坚信即使再换一百个医生即使药王转世也莫可奈何”。[2]作家毫不吝啬地赋予男性人物高尚的品质，超群的智慧，渊博的学识，以夸张与绝对化的手法进行描摹。使读者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下意识地对男性人物产生敬畏与崇拜之情。

　　相反，作家在女性人物的塑造上并没有不吝笔墨，反而让读者感到人物的单一化与类型化。女性在作品中充当配角，各式各样的女性人物在这部史诗般的作品中处于边缘地位，可见作家默许了一个事实:白鹿原是一部属于男人的史诗。吴梅芳（2002）指出：“在作家看来，无疑只有像白嘉轩这样腰杆挺得很直的仁义之士，才能支撑的起中华民族的脊梁骨，才是民族文化的中流砥柱，而在这其中，根本看不到找不到一个女性名字”。[3]女性在作品中只是充当符号，没有独立主体性，她们的结局大都是毁灭。她们在作品中是失声者，白嘉轩的前几任妻子就是这样的失声者，因为她们没有为白家留下子嗣，没有贡献，她们的死也便轻如鸿毛。这正是迎合了男人所掌管的男权社会的生存法则——女人没有个人意志，被排斥在男权社会之外，沦为“他者”，并依附于男人而活，无论女人是顺从还是叛逆，结局都会毁灭于男权社会的屠刀下。顺从地被榨干劳力与尊严，便可忍辱归西。而叛逆者更是他们眼中容不下的沙子，必须斩草除根并永世不得超生。

　　善良，贤德，聪慧的白吴氏，作为族长的妻子，仍无法得到社会的肯定：她一生也没有资格进祠堂拜祭先祖，临死前想见女儿最后一面的愿望也被丈夫无情剥夺，而孝文媳妇作为族长家的大媳妇，竟然像狗一样没有尊严的饿死，也无法想象普通人家的妇女是怎样如蝼蚁般地活着。更不用说叛逆与充满野性的田小娥，她的出现另男权社会感到惊恐，她带着最为原始的生命力，勇敢冲破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撕开男权社会对女性禁锢的天罗地网，大胆追求本能性爱的满足与真挚的爱情。而这样的女人被视为不可原谅的祸害。背负着“婊子”“烂货”的骂名，以被公公刺死的结局收场。作家在对女性特质与生存状态的描写上带有很多盲点或者不愿意给予过多解释，在对其生存现状进行叙述时，口吻是冷静与挑剔的，话语中看似充满同情，却又任无情冷酷的意识在文本中肆意流动：在这一过程中，作家默许了其苟且着活，悲惨着死的合法性。不管白嘉轩，朱先生，冷先生之流的形象多么高大，但是他们在对待女性问题上具有相同的一致性——冷漠与残酷，而这一人性劣点却不会给他们的人格上带来本质影响，因为女人是不值一提的，地位如牲畜一般，鹿冷氏被父亲下猛药致死这

　　一事件血淋淋地体现了这一点，曹书文2004年提到“对因自己所导致的女儿的悲剧没有丝毫反省，所谓德高望重的冷先生在对待女儿的感情与生命问题上所显示出来的自私与冷酷被叙事者无足轻重地一笔带过，其性别上的男权立场是非常明显的。”[4]作者对女人的事业，爱情，人生价值都鲜有提到，女人就如一片白纸，正应了封建伦理道德的箴言：女子无才便是德。

　　文本中对女性的赞扬与肯定也凸显着作家的男性化视角。受男权社会“认同”的女性具有温柔贤淑的性格，忠贞纯洁的品质，以及美丽的容貌。这是主流的男性文学叙述方式，完全以男人的审美取向来划定理想的女性形象，事实的残酷被虚伪的颂赞所掩饰。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是男人的贤内助，她们居于幕后，帮助男人获得成功并烘托其价值，而她们本身却没有任何自我价值实现的可能性。《白鹿原》中的吴仙草，朱白氏都是这一形象的典范。这一形象的书写在下文中会进行详细综述。

　　2性的描写

　　要探讨女性，必然会涉及到性的问题。尤其在封建传统社会中，女性仅有的价值的实现的可能是与性不可分割的，她们负责传宗接代，经过性事，才可实现这一“抱负”。作者对白嘉轩前六个女人的描摹仅停留在与其的性事上，草草勾勒，便可结束。生命的消亡被一笔带过，被“符号化”，成为让白嘉轩引以为豪壮的“勋章”，彰显其绝对中心地位。对六个女人的书写以性事，身体，为对象，这样的描写会让读者产生女人活着的意义只是性事的载体的错觉，事实上这是有悖于女性人格意志的攥写——她们的存在仅此是为了烘托男性的力量。而田小娥充当了性的牺牲品。年轻俊俏的她沦为郭将军的妾，低贱卑微地作为他延年益寿和满足性欲的工具。文本中的性描写大多集中在田小娥身上，以她为中心的性关系网是复杂的，她身上散发的性魅力令男人着迷又心有余悸，叙述者将发生在田小娥身上的性事写得大胆而直露，充分显示出对这一人物设定的风流魅惑与妖冶，告诉读者她是白鹿原上的荡妇。小娥被害死后，化为妖魔鬼怪给白鹿原带来瘟疫大灾，关于其阴魂不散的写令读者不寒而栗。这一妖魔化写法显然是叙述者有意而为之，这是典型的男性作家在文学实践中的“厌女现象”的一种——把妇女描绘成怪物的模式化形象。在男权社会下，这样的女人就是妖的存在，她的惨死不值得同情，而且大快人心。对白嘉轩修塔的行为以及事后白鹿原重获安宁的叙述，便堂而皇之将被迫害致死的田小娥塑造成邪恶的化身，凸显作者对“罪有应得”的认同，体现其男权化立场。

　　二、女性人物形象塑造的分类与归纳

　　考察与剖析男性作家笔下的具体女性形象是揭示其男权写作意识最基本的研究方式。

　　关于《白鹿原》中女性人物分析研究的文章不在少数，多数集中在挖掘人物形象背后的深层文化内涵，再进行归纳整理，以横向和纵向为脉络为读者呈现出《白鹿原》中女性生存状态的客观现实与发展演变。

　　（一）横向

　　1被“物化”与“工具化”的女人

　　作家陈忠实曾说道“女性的历史是被压抑，被扭曲，被物化的历史，女人在强大的男权文化的统治与遮蔽中，也逐渐地将这种外在强制性规定内在化，心理化，从而心甘情愿地扮演社会为她规定的角色”[5]。“物化”即没有自我主体性。西蒙·波伏娃认为男性被视为完整绝对的象征体与主体，而女性则被贬为“他者”。所以，白鹿原上的女人她们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她们与物同等，被商品化，工具化，被男人用于交换，以此发挥其应有的使用价值。白嘉轩迎娶的前6个女人，都带有浓重的商品性质：父亲卖掉女儿，来换的其所需求的利益。体现这一点最明显的人物是木匠卫家的三姑娘。她凄惨地诉苦道：“俺爸图了你家财礼不顾我死活，逢崖遇井我都得往下跳。”[6]三姑娘的生命被父亲视为草芥，不值得留念，只要能得到钱财，死了也罢。这是何等灭绝人性的行为。同样，吴仙草作为父亲报恩礼品许配给白家，风流的田小娥被落魄秀才父亲卖给年已古稀的郭将军来维持家庭生计，都是商品性的体现。

　　而女人的工具性，在男权社会中体现得更为露骨。首先女人是生育的工具，中国封建文化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婚姻的最大使命是传宗接代。吴仙草是白嘉轩的第七房女人，迎娶时白家已由不得挑剔：“临到娶仙草时，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只考虑能传宗接代就行了。”[7]这句话赤裸地表现女性生存状态的工具性。

　　以及孝武媳妇被迫“借种生子”的荒谬行径，都暴露出男权社会认为的“女人是生育的机器，所做的只是她们份内之事”[8]的残酷的价值观。还有评论者持有这样的观点：妻子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须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才能成为合法的。田小娥作为郭将军的小妾是合法的，“名正言顺”地成为泡枣和泄欲的工具。当她追求到自己的爱情时，却成为非法的，背负着“婊子”“烂货”的骂名被男权社会迫害致死。其次，女人是男人泄欲的工具，田小娥同样淋漓尽致体现这一工具性。年轻，娇艳的她是郭将军的泄欲工具，同样也是贪婪狡诈的鹿子霖借以满足自己淫欲的工具。最后，女人是男人相互斗争与平衡权力关系的工具，田小娥被鹿子霖利用，勾引白孝文来报复白家。冷先生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白家和鹿家这两大家族，其用心不言而喻：为了平衡与白鹿原上两大家族的关系。而女儿婚姻幸福生活的与否根本无关紧要，鹿冷氏被迫守活寡得“淫风病”惨死的结局也是正是印证了这一点。可见，女性充当男人权利的争斗

　　与斡旋的工具，是不折不扣的牺牲品。

　　2被“异化”与“同化”的女人

　　男权社会对女性不仅不仅是身体的残害，更是精神的残害。而这一残害的极致是将女人“男性化”。对女性进行残酷的压制，以至于没有任何喘息机会。使其在潜移默化下接受男权价值观，被“异化”与“同化”后成为自身的绊脚石与男权社会的帮凶。

　　白嘉轩母亲白赵氏就是男性化女人的典型代表。“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这样的言论令女同胞不寒而栗，其女性本质特征被完全扭曲。评论者认为，每个女性受到先辈的压抑与摧残，“多年媳妇熬成婆”后，再以同样的方法，对年轻女性进行残害。周朔在2004年提到“她们自觉地维护着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礼教和宗法制度，可以说她就是男权社会的‘帮凶’”。[9]所以，男权社会对女性思想的荼毒更值得深思。

　　3被“圣母化”的女人

　　王政认为，“女性主义批评的初期阶段，主要揭露文学时间中的‘厌女现象’，即在文学作品中把妇女描绘成天使或怪物的模式化形象”。[10]于是，评论者在《白鹿原》中注意到，还存在着这样一批女人，她们温柔，端庄，贤淑，并恪守妇道。是白鹿原中的好女人。有学者发现陈忠实对女性理想形象的塑造，其实是更为深层的男权意识的产物。韩晓晶观点认为：“男人对女人色相的要求和女人对男人才华的企望这两方面体现的是一个千古不变的男权主义观念……女人的职责是扶助男人成功，因而她必须具备的品质是美丽，温顺，贞洁——男权的女性性别角色期望。”[11]作者深谙这一传统，塑造出白嘉轩和吴仙草，朱先生和朱白氏两对“典范”。朱白氏被朱先生相中成婚后，更为端庄，温柔，持重。“渐渐透出一股圣人的气色了。”[12]这样的女性，她们任劳任怨，聪慧勤劳，对丈夫惟命是从，百依百顺，是男人心中的理想女性。而这样的女性形象是建立在女性主体性，自主性被剥夺的基础上，是对女性主体地位的一种忽视。她们是典型的传统母性形象，所以作者在文本住不自觉地赋予她们更多美好的道德品质，并对其大加赞扬。无论是仙草，朱白氏，还是鹿贺氏，她们的美好品德与容貌姿色都是男权价值对女性性别角色的期望。她们被认同的前提是自身性别立场的偏移，没有自身性别意识。

　　4被颂扬的新女性

　　在《白鹿原》中被作者肯颂扬的新女性，就是白灵。作者赋予该人物极大的期望，是白鹿的精魂与理想化的人物。她漂亮，可爱，赋有灵气，并拥有远大抱负追求，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勇敢追求自我的爱情与事业。与生俱来的反叛意识，天资聪颖，主动接受新思想的熏染后怀有远大政治理想，最终走上国民革命的道路。她的两段爱情纯洁美好，需

　　求精神的高度契合，与爱人的结合是灵与肉的结合。而白灵的一生几乎找不到其个人过错，与性格上的缺陷。但这样的女性最终成为共产党内部斗争的牺牲品，她的毁灭是理想的毁灭，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她是作家苦心孤诣打造地理想化女性，表现作者对一种新文化的追求。但这样的女性仍然摆脱不了男权社会统治的阴影，她的思想举动无法被接受，当她悔婚时，被父亲毫不留情地赶出家门。她的傲然之气与不屈精神永远傲立在白鹿原上。女性主义评论者对作家塑造这一人物形象给予了肯定，但是仍有学者指出，白灵形象的塑造仍不够饱满，存在着极大的性盲点，认为存在于鹿兆鹏的两性关系发展中：从白灵对鹿兆鹏从敬爱信赖的兄长之爱转变为两情相悦的爱情过于唐突，没有什么感情基础两人，两人极短时间内走向灵肉结合。评论者徐洪军指出“小说在作者的引导下成功地完成了‘革命’话语对爱情话语的置换，爱情被‘革命’遮蔽。爱情的内容因而被改写：相爱不是因为；两情相悦而是因为‘志同道合’的革命的需要”。[13]所以这样的性盲点造成白灵性格发展的单薄，简单，绝对化。

　　（二）纵向

　　《白鹿原》中演变的女性的意识

　　以上四种女性形象是评论者用横向角度进行的归纳对比与总结。在史林盈《《白鹿原》女性意识的演变》中，作者以纵向思维考察了《白鹿原》中的女性形象，提出《白鹿原》展现了中国近现代女性意识的艰难演变与女性坎坷成长的观点。亦是让读者体察到一个稍显明朗与具有进步意义的女性发展史。作者将女性意识发展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女性“被围”的阶段，她们是最为传统的女性，“笃信一切先人们遗留下来的道德行为准则，牢固地恪守着长辈传下来的古朴而陈旧的传统美德”。[14]代表人物吴仙草，鹿冷氏。第二，是女性“挣扎”的阶段，民族历史演变进程中，女性意识也在进步，小娥便是一个更为先进的女性，她与黑娃的爱情是对传统封建道德藩篱的挑战，大胆追求最为本质的情爱与性爱。她的抗争犹如冻土下的暖意与黑暗中的曙光。第三，是“突围”的阶段，白灵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她是新时代的新女性，接受新思想文化的熏陶，拜托封建传统的压制，走上追求自由与革命的道路。她完全融入时代的大流中，超越传统性别角色设定，是女性意识最为强烈的的进步女性。综上所述，评论者认为，对陈忠实关于历史发展进程中对女性意识的进步的察觉与展现，应给予肯定。

　　结语：从以上研究综述中可以看出，对《白鹿原》从性别批判或女权主义批判的研究多集中在对作家男权化叙述方式与对女性人物形象的分析和归纳分类这两方面，主要从深层次

　　文化角度出发，这当然是最基本与必要的，尽管相关的评论研究文章已经很多，但是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方面对女性的生存现状的影响的研究，还有所空白。如果能更多的结合社会现状与宏观男权社会发展的视野上来解读《白鹿原》，来探讨女性生存现状，能够使我们更进一步深层次地来审视《白鹿原》反映社会现实与民族历史的深刻内涵。

　　【参考文献】

　　[1][2][6][7][12]陈忠实《白鹿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3]吴梅芳

　　试论《白鹿原》的男权意识

　　宁德师专学报2002，（3）

　　[4]曹书文：《＜白鹿原＞男权文化的经典文本》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5]陈忠实

　　关于《白鹿原》的答问

　　北京：废都之谜

　　北京：团结出版社1993[8][9]周朔

　　《物化的存在——＜白鹿原＞女性生存状态分析》广西社会科学2004[10]王政《社会性别研究选择》三联书店1998[11]韩晓晶

　　《复苏的性别——后新时期女性主义小说探索》天津日报1997-07-26[13]徐洪军

　　《礼欲之间挣扎的灵魂——对＜白鹿原＞中女性人物形象的性心理分析》新乡学院学报2010（1）

　　[14]史林盈《＜白鹿原＞女性意识的演变》《文学教育（上）》2007（10）

篇七：白鹿原中女权主义的体现

　　答：1、研究的主要内容：《白鹿原》这篇小说主要表现的是在特定年代的人和事，书中大胆的描写了女性主义的色彩，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与深度，突破了阶级性和典型性。本篇论文主要写的是女性的悲剧主义，打破了传统儒家文化对女性的认识，又从对女性人物的悲剧性描写来体现当时社会上女性的地位和人格意识的丧失。在封建宗法文化制度下，揭示了民族的秘史和命运，以及女性的反抗意识的提升，在这样的社会，导致女性命运悲惨的原因。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人物的命运，这是历史的必然。

　　2、研究的意义：该课题的研究可以引起人们对小说当中的女性人物意识觉醒的认识和重视。该论文的研究有助于让读者更深入的了解，在封建宗法专制下的社会中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地位的提升和价值观的改变有多么的困难。她们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反抗，但结局却是极其悲惨的。即便这样，却仍不失为中华民族文学史上的光辉女性形象。在当今社会仍然有值得赞扬和学习的地方。

　　二、简述论文的一个分论点

　　人物的激进、反叛性格是造成悲剧的原因

　　白灵的性格也是造成她悲惨的一个原因，所谓性格决定命运。首先，是她的激进性特征。白灵是新时代女性的代表，她和白鹿原上的所有具有反叛性格的人都不同，她坚强独立。本篇论文写的是《白鹿原》当中的女性形象的分析，以及在封建宗法社会下女性的悲剧命运，在男权社会的统治下，女性依附于男性。封建宗法制度这个吃人的社会，让女性生活在最底层，没有人权的独立和尊严。作品当中大都沦为屈从、依附于父权制而丧失由自然人属性决定的人格结构中的反叛和鼓励精神的女性形象，揭示在封建宗教制度影响下社会女性附属般的存在及其地位的不平等。

　　而白灵却是个例外，但是，她的激进思想却害了她，在当时的社会，是容不下这种激进的，她带着新鲜的，激进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但是社会反映的却是陈旧的，迂腐的。她无法与这个社会交流，并不想将就着生活，所以她想要改变这样的社会，可是，少数人的力量能够改变什么呢，只能是以卵击石，注定是失败的、没法抗衡的。

　　可是等待她的结局却不是美好的，即使她再怎么反抗，还是逃不了社会的牢笼，在这样一个封建社会，反抗注定是孤独的、失败的。像白灵这样的有先进指导思想的女性反抗者毕竟是少数的，少数人的革命是很难成功的，而且她的反抗注定使她更快地走向死亡。

篇八：白鹿原中女权主义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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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文献综述

　　专业学院

　　学生

　　指导教师

　　合作导师

　　论文题目

　　行知学院

　　专业

　　学号

　　职称

　　职称

　　汉语言文学

　　论《白鹿原》不同版本中性描写的删减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白鹿原》于1993年6月由人民文学社出版，在1997年荣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并出版“茅盾文学奖”获奖版本。《白鹿原》自出版以来社会反响极大，社会各界人士也积极在各大学术期刊上发表对《白鹿原》的研究并详细阐述自己的观点。

　　就目前的研究成果而言，对《白鹿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第一方面是从社会历史学的角度对《白鹿原》宏大叙事中的史诗性构建进行分析。历史，对我们来说只能从书本、图片、资料中复原。但是《白鹿原》就给我们呈现了一段20世纪初期发生在白鹿原的历史，从这段历史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巴尔扎克曾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史诗。”这句话也被陈忠实放在了《白鹿原》的首页，可见作者的本意是想借由《白鹿原》这本书来复原那个时代的白鹿原，复原那个时代的传统社会与家庭和思想。所以通过历史社会学这个角度着眼于文本“史诗”性批评的文章到目前为止有不少于四十篇。比方《<白鹿原>的历史悲剧意识》中就说明了这部小说突破意义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是传统农耕文化理想与现代历史过程中严峻的阶级斗争现实的悲剧性矛盾冲突，第二是人的本质追求与残酷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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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环境之间的矛盾冲突。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认为《白鹿原》主要是通过白鹿两家三代人的人生历程为主线表达了从清末到新民主主义胜利这近半个世纪的关中农民的历史生活。而刘曼娜在《动乱中的农村宗法社会》中则强调了中国传统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区别，即家族性的特征。“白鹿原的社会是中国传统的宗法社会，族权牢牢地控制着这里的社会。”虽然历经时间的冲刷人们还是屈服于宗法社会的统治，并且在族长白嘉轩的心中族发与族规是神圣不可动摇的。族长也仿佛一个领导者一样统治着当时的白鹿原，并且也统治着白鹿原上人们的思想与生活。族长就是族规的表达，所以族权统治者的行为就深深地被当时的劳动人民所敬仰与推崇，从而形成了他们判断行为的准则。郑万鹏在《<白鹿原>与家族文化》中则着重点明了家族在人们心中的重要性。白鹿原上的人们，包括白嘉轩在内每个人都很看重家庭。他们的喜怒哀乐都是和他们的家庭深深地联系在一起的，他们进取着家庭的进取，他们奋斗着家庭的奋斗。这篇文章就从另外一个方面挖掘出《白鹿原》的家族性文化。以上三篇不同的论文从各个角度说明了陈忠实的《白鹿原》有社会性、家族性、家庭性，这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

　　第二个方面是从女权主义的视角出发来研究《白鹿原》中的女性人物。在《白鹿原》中的女性有30位左右，可是她们都不太能够逃脱当时黑暗社会所带给她们的痛苦生活，因为她们是深受男权社会欺压的，或者说中国社会从古至今的历史几乎都笼罩在男权社会的压制下。在这种社会里她们没有独立的话语，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独立的历史，她们一直以来就是做为男性的附属品而存在。但是随着文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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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不断提高，人们的女性主义意识也在不断地发展。80年代崛起的女性主义身份批评认为，任何作者、读者评论者的写作、阅读和批评，其观点、角度和文艺的再现无不深深地打着“身份”的烙印，实质是文化和社会的建造。评论者们认为陈忠实《白鹿原》中悲惨的女性命运说明了他是以男性文学主流叙事对女性文学的书写。所以研究这个方向的论文是非常多的，这些论文也特别集中于《白鹿原》中的小娥和白灵上。比方赵乐在《无奈的抗争，无奈的选择——浅析<白鹿原>中田小娥的形象塑造》这篇文章中说明了在封建礼教和男权至上的夹缝中，田小娥为幸福、为爱情、为生存而不断抗争，如用尿盆给郭举人泡枣，大胆向黑娃示爱和他偷情并且争取自由恋爱、面对压力与生存与鹿子霖通奸、与白孝文厮混及对鹿三的“鬼魂附身”，这些用不同方式进行的抗争都是田小娥思想的觉醒，但在那混乱和多元文化交融的背景下，这些抗争是软弱无力的。这篇论文通过小说中对白灵及鹿家大儿媳妇与田小娥的比照进行分析，进行比照得出尽管这些女人有着不同的成长环境、不同的生活，但结局却大同小异，处于无奈境地的事实。从女性主义的高度去关注田小娥这个悲剧性的女性人物形象的文章还有李松的《论<白鹿原>中田小娥的形象内涵及价值》，这篇文章认为把田小娥这个人物形象更加充分地表达了白嘉轩身上传统文化的负价值，在《白鹿原》里面田小娥与白嘉轩形成了映衬关系。在这篇文章中就把田小娥这一形象的塑造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用田小娥的形象去解读传统的文化。同时也用女性主义文学去解释田小娥这个女性形象。从而得出正是由于田小娥这个悲剧的女性形象的存在才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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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了《白鹿原》中的白嘉轩的传统族长统治，并且挑战了传统封建社会伦理道德。在《白鹿原》里面除了田小娥之外还有一个女性形象也是非常饱满的，那就是白嘉轩的女儿百灵。很多评论家认为白灵是《白鹿原》中具有女性主义的新女性，用女性主义研究百灵的文章也不在少数，比方吴成年的《论<白鹿原>中三位女性的悲剧命运》中就将白灵定义为具有独立意志的现代女性，认为白灵是个受过知识熏陶并且有了初步的反抗传统社会的倔强精神的女人。并且认为白灵反抗的最高境界是对既定的不公正的社会秩序的反抗，而且还强调了百灵的抗争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对男权社会的抗争，百灵是具有初步思想解放的女性主义。像这样用女性主义的观点去研究《白鹿原》的文章还有：龙叶的《<白鹿原>中的几位女性人物之我见》、张爱荣《黯然失色的女性世界》等等，这些作品都充分说明了在以男性为尊的男权社会里女性被完全地笼罩在黑暗之下，她们没有自己的语言，没有自己的历史，没有自己的思想，她们的存在仿佛就是为了男性的存在而存在的这一悲剧性的事实。在《白鹿原》中的女性形象也是这样的，作者以一个男性作家的角度来诠释了那个社会男性对于女性的压迫，在当时的男权社会女性总是黯然失色的一方。

　　第三个方面是对《白鹿原》的文化照顾和反思进行研究，评论者一方面着眼于对关中特殊地域文化的研究，另一方面从中华文化的高度上进行文本的文化分析，形成了文化研究深厚而复杂的体系。从《白鹿原》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在开阔的大文化视野下对历史生活的细致入微、生动可信。“在这里，无论是大革命的“风搅雪”，大饥荒大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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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的灾难，国共两党合作的分与和，还是家族间的明争暗斗，维护礼教的决心，天理与人欲的对抗，以至每一次新生与死亡，包括许许多多人的生与死，都浸染着浓重的文化意味，都与中华文化的深刻渊源有关，都会勾起我们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刻思考。”评论者从文化的角度切入文学作品，认为《白鹿原》无论是细节的描写还是典型的人物刻画，都烙上了文化的痕迹，既展示了复杂而博大的传统文化内涵，又凝聚了传统文化的体味与温情。其中最重要的是《白鹿原》对于儒家文化与儒家社会的诠释是非常淋漓尽致的，像这类的文章有唐云的《觅我所失：论<白鹿原>对儒家文化的阐释和留连》等等，在这些文章中明确认为《白鹿原》在对“民族史诗”描述之时，一方面对维持和形成这一秘史的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进行了新的诠释，另一方面显露出一代正直文化人对此的依恋与留连，面对现实而揭示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意识中的存在价值。而“仁义白鹿村”则是以一个家族的宗庙祠堂为中心，以族长白嘉轩为精神感召力的半封闭的宗法系统。在这个宗法系统中人们遵守的原则就是“仁义”。而“仁义”二字正是儒家社会与儒家文化的精髓所在。评论者们认为白嘉轩、鹿子霖等都有着儒家文化观念的影子。唐云认为：“陈忠实以这种眼光检阅中国传统文化，从儒家汲取有益因素，阐明这样的观点，人唯一永恒面对的是自己的心灵，一个民族也必须面对自己的传统，觅我得失。”文化研究者还认为《白鹿原》显示了对中华文化的反思力度。因为作者一方面在反映文化的同时有对文化有感性与理性的意识，所以作者从另一方面也对文化进行了反思，如连杨柳的《文化在这里是本色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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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方面是从比较文学方面分析《白鹿原》与现代小说的某种同步性。陈忠实曾说明自己在创作《白鹿原》时阅读了一系列的长篇小说，他既对中国本土的文化有所继承，也对外国的文学有所借鉴。所以评论家们对《白鹿原》和现代小说进行了比较，特别是巴尔扎克的《百年孤独》，也就有了后来的一系列的比较文学论文的发表。这样的文章有李天军的《孤独者的家园——<百年孤独>与<白鹿原>之比较、姚鑫隆的《文化的根与民族的秘史——<百年孤独>与<白鹿原>之比较》等等，这些文章都用了比较文学的方法从而得出两者的差异与联系，认为两者都反映了国家、民族的某一段沧桑史，寄寓了作者追求美好、进步生活的理想。但是同时评论家们还认识到因为两者的文化形态与文化底蕴是不同的所以在一些精神和意蕴的呈现方面就带有各自的文化色彩。像这样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既着眼于它与其他作品的相同之处，同时也注意了它与其它作品的不同之处的文章还有张永伟的《视点重组“历史理性的突破和超越——<日瓦戈医生>和<白鹿原>人文关心的比较研究》，李建军的《<白鹿原>与<静静的顿河>之比较等等。这一些列文章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作品提供了新的角度和阐释的可能性，而文本之间、文本之外提供的话题使有关的讨论得以扩大并延伸。

　　二、研究方向及存在问题

　　从上述评论家们对《白鹿原》的四个方面的研究的内容都对我的论文写作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第二方面，即从女权主义的视角出发来研究《白鹿原》中的女性人物对我论文帮助的尤大。我的论文主题集中于《白鹿原》的性描写，把1993年版和1997年版的《白鹿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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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比较，就1997年版中性描写的删减进行探讨研究，通过性描写的删减来说明白鹿原中受压迫的女性形象，并且得出性描写删减对《白鹿原》所造成的影响。这样让我有了很多有价值的参考文献，并且可以借鉴很多的关于《白鹿原》中女性形象的分析与思考。在这些用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来研究《白鹿原》的论文中对我借鉴作用极大的是关于田小娥的研究。因为将1993年版的《白鹿原》与1997年版的《白鹿原》中的性描写进行分析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被删减掉的性描写主要集中在田小娥的身上。而田小娥这个人物的存在是一种对传统封建伦理道德的突破者，并且她还挑战了男权社会男性主要地位，而正是因为这种突破和挑战才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白鹿原、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这就是那些用女性主义理论来研究《白鹿原》中的田小娥这一人物形象给我的启示。

　　迄今为止很多的学者都对《白鹿原》中的性描写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研究，通过这些研究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白鹿原》给我们呈现的是一个压抑的民族以及历史的洪流冲刷下人民的挣扎与无奈的对话。而且社会各界对《白鹿原》中性描写讨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讨论还愈发热烈，在各大的学术期刊上也刊登了很多关于研究《白鹿原》性描写的学术论文。但是至今为止很少有论文的内容涉及《白鹿原》中性描写的删减这个部分，并且也很少有评论者将眼光集中于《白鹿原》不同版本的删减的方面。

　　那么面对不同版本研究这一问题我应该如何展开呢？众所周知关于文学版本的研究从古至今都没有停过，金宏宇在《新文学版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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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角度》中写道：研究文学的不同版本应该吸收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整合不同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应该是朴学学术话语与现代文论话语的整合，是实证性研究与阐释性研究的整合，是版本研究与文本研究的整合。我们只有很好地去运用这些方法才能将版本研究做好、做实。

　　三、参考文献

　　[1]波利·扬—[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2]常彬.中国女性文学话语流变1898——1949[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2〕.

　　[3]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4]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5]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写作手记.小说评论，2007年第05期——2009年第04期.

　　[6]陈忠实、李星.

　　关于《白鹿原》的答问[J].小说评论，1993〔03〕.

　　[7]黄晓娟.雪中芭蕉——萧红创作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8]寄阳秋.《白鹿原》性文化论[J].科教文汇，2007〔09〕.[9]——论《白鹿原》性文化意蕴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06〕.[10]米歇尔·[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1]王鹏程.戴着镣铐的舞蹈——关于<白鹿原>修改问题的实证研究[J].当代文坛，2009〔01〕.

　　[12]珍·[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13]曾军.《白鹿原》的经典化历程[J].荆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06〕.[14][J].琼州大学学报〔社哲版〕，1997〔01〕.

篇九：白鹿原中女权主义的体现

　　李慧;汤玲

　　【期刊名称】《唐都学刊》

　　【年(卷),期】2005(021)001【摘

　　要】无论就<白鹿原>的思想容量、文化内涵、历史深度,还是艺术表现,都足以显示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创作实绩.从社会历史学角度,它构建了史诗性的宏大叙事;从女权主义出发,它描绘出一个"黯然失色的女性世界";在文化研究方面,它的文化关照可以启发读者诸多反思.

　　【总页数】4页(P14-17)

　　【作

　　者】李慧;汤玲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西安,710049;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西安,71004【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I207.4【相关文献】

　　1.史志意蕴·史诗风格——评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J],蒋瑞

　　2.论肖洛霍夫对陈忠实小说创作的影响——以《静静的顿河》和《白鹿原》为例

　　[J],杜和平

　　3.在民族史与个体史之间——评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J],李振

篇十：白鹿原中女权主义的体现

　　作家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描写了中国渭北平原五十多年的沧桑巨变，以白鹿原上白、鹿两大家族的命运为主要线索。

　　该小说堪称史诗性的文学作品，其修订版于1997年获得中国长篇小说最

　　高荣誉一一第四届茅盾文学奖。随后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在常规的叙事类

　　影视作品中，女性是构成奇观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①电影版的《白鹿

　　原》为了凸显这种情色奇观，更是将田小娥这一女性角色作为主要人物展

　　开影片叙事，删减了朱先生、兆海、百灵等人物。相较之下，电视剧版本

　　更加贴合原著，几乎完整地保留了小说里的所有人物，其中百灵和田小

　　娥两位重要的女性角色之间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也存在质的区

　　别。

　　妖女”的反叛

　　白鹿原》作者陈忠实以男性视角执笔，所以《白鹿原》里

　　对女性的定位和描述自然带着男权色彩。西蒙？波伏娃说：“所

　　有男人写的关于女人的书都加以怀疑，因为男人的身份有如在诉

　　讼案

　　中，是法官又是诉讼人。”②男性审视或执笔中的女性形象

　　大多分为两种：“处女”和“妖女”。用"‘处女”和“妖女”的概念来区分《白鹿原》

　　中的百灵和田小娥两位女性人物可以更加

　　清晰地分析岀她们的特点。③妖女”田小娥的情欲带有自觉和主动的意识。

　　在小说中黑

　　娃对田小娥的了解是由听说到窥视再到梳头发吃面慢慢培养起

　　来的。而这个过程却在影视剧中被更为直接地表现出来，于是有

　　田小娥主动在麦子地里看麦工割麦子，并在和黑娃私会时更主动

　　地坦白：

　　“我去麦田地里是去看你的。”甚至直到事情败露被武

　　举人发现时更将

　　“就是卖到窑子也比跟着你强，也比跟着你舒

　　服”之类的话语宣之于口。

　　田小娥在《白鹿原》里的女性角色被归为“妖女，，类的女性形象，她作为

　　武举人、黑娃、白孝文、鹿

　　子霖等原上男人们的性爱对象或性爱幻想对象，起到了满足男性

　　观

　　看和窥视欲望的作用，因此在男性的视觉和认知中田小娥是一

　　个被"妖”化了的女人。"妖女”的形象是由悲剧性的包办婚姻

　　中滋生出来的，由于正当年的生理欲望得不到满足，住女性“妖”的一面，这一女性形象的出现妥帖而必然。

　　她便抑制不

　　小女人

　　缺乏生活的话语权，以及欲望得不到满足是她用身体反抗父权的最根本原

　　因。以身体背叛婚姻的无意识反抗是依靠另一个男性达

　　成的，所以田小娥的反抗是不独立也是不彻底的。

　　"处女”的反叛

　　“处女”的界定由男性的审美目光得来，“处女”的美是纯

　　粹到极致的，如罗丹所说：“真正的青春，贞洁的妙龄的青春，周身充满了

　　新的血液，体态轻盈而不可侵犯的青春，这个时期只

　　有几个月。”用这句话描述女性人物“处女”形象很贴切。

　　就是这样一个青春活力充满朝气的女孩。

　　然而，百灵和田小娥截然不同，百灵是一个依靠思想意志存

　　活的女性。女性主义“第一次浪潮”从18世纪末开始，女性在

　　政治、法

　　律、经济上争取男女平等。④百灵在《白鹿原》中打破了封建传统的束缚，她进城读书，学习新学，争取到了在教育上男女平等。她努力寻求新学，用实际行动与陈旧的封建文化作斗争，是白鹿原上具有革命精神的代表人

　　物。反抗父亲和姑父为代表人物的儒家文化精神以及宗族祠堂礼教也是对

　　父权的一种反

　　抗与挑战。

　　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于20世纪60年代兴起，其争取在意识形

　　态领域的独

　　百灵

　　立，认为女性是独立的，⑤在意识形态领域也是独立平等并且

　　具有自我判断力的。《白鹿原》剧中百灵接受新的思想受到革命意志的感

　　染，让她有了要掌握自己命运的认识，最终坚定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百

　　灵所追求的不仅是自由地掌握自己的命运更是在动荡的乱世拯救和唤醒更多

　　的大众，她的脑海

　　里不仅有着反封建礼教反父权体制的思想精髓，更存在

　　着一种普

　　世的价值观。进城学习新学后她不再是单纯为自己的命运斗争，更是为社会革命奋斗，她的思想意识上升到了普世的高度。“处

　　女”百灵

　　是具有普世价值观的女性，她自然与“妖女”田小娥这

　　类身体存在式的女

　　人不同，因此百灵的革命是有意识的、独立的、彻底的。

　　注释：

　　①劳拉？穆尔维?视觉快感和叙事性电影周传基译［M］.周传基

　　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

　　②应宇力?女性电影史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③刘海玲.中国女性电影的女性主义批评近观［J］.电影艺术，2007(1):118-120.④

　　黄华.论“后女性主义”与女性主义理论的历史分期［J］.

　　新视野，2010(4):80-82.⑤

　　［英］索菲亚？孚卡.后女权主义［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1-3.

篇十一：白鹿原中女权主义的体现

　　作者：王鑫悦

　　来源：《名作欣赏·学术版》2018年第7期

　　摘

　　要：马斯洛被人称为“人本主义心理学之父”，其人本主义在精神分析学、行为主义之后，被称为第三思潮。西方价值观的传入为审视人物心理提供了另一种途径。《白鹿原》作为现当代长篇小说的巅峰之作，对陕西地区的人民生活做出了入木三分的刻画，其中对不同背景下的陕西本土女性的描写也各有不同。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观察《白鹿原》之中的女性形象似乎更有利于理解人物背后的意义。

　　关键词：需求层次理论

　　《白鹿原》

　　女性心理

　　女性在封建社会中似乎有一种不约而同的社会定位，这在《白鹿原》的开篇“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自豪的是一生娶过七房女人”便得以体现。不同定位下的女性有不同的命运，而不同命运下的女性自我实现的需求也是不同的。马斯洛的理论中心都是围绕“人”而展开，以人为中心即包括男人也包括女人。他认为人的自我实现需要五个层次得以实现，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这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层次需要。在西方思想传入之前，封闭的关中平原上女性的需求从不被人重视。她们更像是男性身上的附属品，一种符号、一种象征。《白鹿原》中吴仙草便被作者赋予无限崇高、无限理想的形象。以仙草为代表的女性是被封建社会剥夺了灵魂的存在，她们生活在没有自我、没有信仰的生活之中。对于她们而言，自我实现与否在于是否得到男人、社会的肯定。这样失去独立人格的女性在封建社会是存在的常态，最低级的生理需求也只能依靠男人而得到。以《白鹿原》中几个典型的女性形象来看不同背景下的女性会有怎样不同的心理诉求。

　　一、渴望尊重的“恶之花”

　　在《白鹿原》整部小说中出场的大约共有三四十个女性形象，出场或隆重或简单，其中最引人眼球的当属田小娥。田小娥在娇媚可人的少女时期便嫁给郭举人做小老婆，在物质资源贫乏的当时，郭举人给田小娥不仅带来了生理需求的满足，安全需求也得到了满足。在郭举人家里，田小娥虽然过得不幸福，但至少衣食无忧。然而她并未得到应有的尊重，郭举人只把她当作泄欲的工具和延年益寿的机器。作为女性，情感上的空虚使她的高级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尊严不断受到践踏使她渴望突破家庭的束缚。这一切都在遇到黑娃之后得到了改变，当青春期的少女遇到身强力壮的汉子，田小娥第一次享受到了内心期盼已久的欲望诉求，也是她第一次感受到了爱，情感和归属的需求得到了满足。

　　被视为不守妇道的田小娥与黑娃私自出逃至白鹿原，受到原上世人的唾弃与鄙视。这种不平等的对待使田小娥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都无法得到保障。由于从小被父亲变卖，后又受到郭举人的侮辱，田小娥的内心是极度渴望爱与被爱的。她对黑娃的情感，这种归属感使她自愿降低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的标准，委身于山脚下的土屋中。后来黑娃投身革命却成为土匪头子，为了了解更多关于黑娃的消息，帮助黑娃，田小娥答应了鹿子霖提出肉体交换的条件。黑娃的离开带走了田小娥的感情归属，低级需求也无法得到满足。而白孝文的到来又给田小娥带来了新的希望、新的保障。正是白孝文的到来，原上又多出一个悲剧人物，那就是孝文媳妇。原上的女人都恨田小娥，都怕她把自己男人的魂儿勾去，其中以孝文媳妇最恨，因此田小娥受到的唾弃和鄙夷也是最多的。她无比渴望能够得到原上人们的尊重，白灵第一次与田小娥相见，便说了一句“嫂子好漂亮”。这使田小娥无比激动，这是第一次有女性平等地对待她，对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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