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金山湾区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启示3篇

旧金山湾区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启示3篇旧金山湾区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启示　　就国际大湾区的实践经验来看旧金山湾区的头雁在硅谷汇聚了以谷歌苹果思科等世界500强企业为代表的众多电子类高科技企业而外围的圣何塞市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旧金山湾区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启示3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旧金山湾区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启示

　　国际湾区实践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启示

　　作者：申明浩杨永聪来源：《发展改革理论与实践》2017年第07期

　　国际湾区实践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启示

　　申明浩杨永聪

　　国际一流湾区的代表主要有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从三大湾区的实践经验来看，基础设施一体化、要素流动自由化、产业分工协同化、营商环境包容化是其获得巨大成功的基本要素。为此，粤港澳大湾区要实现从区域性湾区向国际大湾区的跨越和升级，就必须在湾区深度融合与协同分工上取得新的进展，具体的实现路径包括推动一体化深度融合、打造特色化协同体系、构建自由化要素流动保障以及营造国际化营商环境等。

　　一、背景

　　作为一种重要的滨海经济形态，湾区往往在地区乃至国家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引领性作用。典型的国际一流湾区主要有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三大湾区都是世界级的金融中心、服务中心、航运中心、创新中心。其中，纽约湾区是国际化资本集聚与物流枢纽型的湾区，跨国公司总部、金融机构和交易所云集；旧金山湾区是以硅谷为典型的知识驱动型的湾区，拥有20余所高等院校和数量众多的创新型企业；东京湾区是以港口群为依托的工业基地型的湾区，年吞吐量超过5亿吨，经济总量达到全国三分之一的份额。从实践经验来看，国际大湾区已经成为了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引擎和引领技术变革的领头羊，发挥着引领创新、聚集辐射、转型升级的核心驱动作用。

　　当前，在加快“一带一路”战略布局、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造对外开放新格局等因素的推动下，我国建设世界级大湾区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在我国现有的几个区域性湾区中，粤港澳大湾区由于经济总量大、区位条件好、开放程度高等原因，有望成为我国打造世界一流大湾区的排头兵和试验田。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意义主要体现有：第一，高标准优化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航运物流中心枢纽，有利于推动落实“一带一路”和亚太自贸区的战略构想，提升我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的地位以及影响力；第二，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建设世界级的粤港澳大都市圈，有利于充分发挥“一国两制”的优越性，提升粤港澳合作广度和深度，保持香港和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第三，打造包容开放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高端生产性服务中心，有利于深化我国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建设，集成新资源、培育新优势、打造新高地，加速推进供给侧改革；第四，建设辐射内地的粤港澳大湾区，探索区域联动发展机制，有利于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的示范效应和溢出效应，带动珠江一西江经济带的均衡发展，提升整体的国际竞争力。

　　在上述背景下，通过梳理分析和归纳总结世界一流湾区的实践经验，明确其主要特征和成功经验，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对于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步伐，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跻身世界一流湾区行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本文选取了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作为国际大湾区的代表，对这三个大湾区所共有的主要特征和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并且以此作为标杆来分析未来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目标和建设路径，从而明确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向，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水平。

　　二、国际湾区的主要特征

　　虽然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等三大国际一流湾区的核心定位和发展模式各不相同，但是也表现出了一些共同的特征，主要包括：基础设施一体化，城市间融合程度高；区域分工协同化，产业体系布局合理；要素流动自由化，实现了资源优化配置；营商环境包容化，对外开放程度高。

　　（一）基础设施高度一体化

　　三大国际湾区实际上都是由世界级城市集群演化而来，除了核心城市以外还包括一系列的外围城市，例如：东京湾区除了东京以外，还包括了川崎、横滨、千叶、横须贺等城市；旧金山湾区除了较为核心的旧金山之外，区域内的重要城市还包括了奥克兰、圣荷西等。虽然国际大湾区内城市众多，但是基础设施却高度一体化，城际轨道、高速公路、城市道路等交通设施呈现出无缝对接的网络化布局，能够为各城市间的交通出行提供极为便利化的服务。除了交通设施之外，国际大湾区在通信、航运、金融等领域也实现了高度一体化，全方位、系统化、嵌入式的深度融合有效提升了大湾区作为一个整体的运行效率和竞争实力，为各种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了基础性的保障。

　　（二）区域分工高度协同化

　　无论是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还是纽约湾区，核心的城市和外围的城市之间都形成了高度协同化的分工模式，构成了产业链上游与下游环节就近布局、紧密衔接的发展模式，能够最大程度地提升产业协同生产的效率。特别是，国际大湾区的核心区往往都是高端产业的集聚区，例如纽约湾区的曼哈顿华尔街一带就是金融资本和交易所云集的地方，旧金山湾区的核心地带硅谷则是高科技企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高度集群的区域。这种产业布局模式还带来了局部的“雁阵演化”，即发轫于核心城市和上游产业的科技创新效应能够产生显著的圈层扩散效应，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竞争优势的更替演化依次从核心功能区向外围协同区传递，确保了在转型期和转轨期经济发展不会出现剧烈波动，也避免了竞争优势出现“青黄不接”的问题。

　　（三）要素流动高度自由化

　　要素流动自由化是国际大湾区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具体表现为人流、物流和资金流在各个城市之间的快速流动。受益于高度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市场机制建设，国际大湾区内部各城市间的行政壁垒相对较低，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各种显性壁垒和隐性壁垒也得到了削弱和消除，市场调节的“无形之手”取代了政府干预的“有形之手”成为大湾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正因如此，技术、人才、资本等生产要素得以在湾区各个城市间实现自由流动，从而达到最优的配置状态，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更为可观的产出与回报。与此同时，相对更高的回报率也进一步吸引了更多优质的资源和要素向大湾区集聚，为大湾区保持国际竞争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四）营商环境高度包容化

　　国际大湾区之所以能够产生显著的外溢效应和集聚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高度包容化的营商环境。营商环境的包容化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制度环境较为宽松，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程度很高；二是创业氛围浓厚，鼓励创新、容忍失敗的创业理念成为主流；三是商事规则国际化，营商环境和商事仲裁流程透明、公平、公正。开放包容的创业环境和经营环境一方面吸引了世界五百强企业和机构的进驻，充分发挥了大企业的规模效应和示范效应；另一方面也吸引了众多的创业者投身于湾区经济建设，充分调动了中小企业和创业人才的积极性，为大湾区的发展注入了更多的活力。

　　三、国际湾区的实践经验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纽约湾区的兴起依靠的是金融业的大繁荣，旧金山湾区受益于高科技产业的兴起，东京湾区则是受到港口航运业与金融业的驱动。虽然三大国际湾区兴起的主导产业各有侧重，但是三大湾区在基础建设、产业布局、资源分配和营商环境上的共同特征表明，其成功路径和实践经验是相通的。总结来看，三大国际湾区同时具备的实践经验主要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打破各自为战的行政区划格局，实现市场和资源的深度融合；二是构建产业分工的雁阵布局体系，引导新旧动能的顺利转换；三是明确市场机制与行政机制边界，打破阻碍资源流动的藩篱；四是构建对外开放的贸易投资格局，创造优良的创业投资与贸易经营环境。

　　（一）打破各自为战的行政区划格局

　　打破行政区划格局的意义在于突破行政边界对大湾区经济融合所造成的限制与阻碍，提升湾区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效率和发展水平。包括粤港澳大湾区在内，众多的湾区都具备良好的产业基础和优越的区位条件，但是在世界大湾区体系中却一直处于追赶者而非引领者的地位，其中很重要一个原因就在于人为划分的行政区划格局阻碍了一体化市场的发展。而三大国际湾区虽然也是由城市群构成，但是却通过顶层设计和统一规划在基础设施建设、经济一体化融合等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和突破，为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和机遇。在

　　顶层设计的同时，三大国际湾区还对各自的短期规划与长期规划进行了动态的跟踪与修订，从而确保了规划能够充分满足湾区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东京湾区，该大湾区的统一规划最早可以追溯至1956年日本国会所制定的《首都圈整备法》，该法案的出台在法律层面为东京湾区的开发建设提供了保障。类似的专门性、补充性法律还包括有1958年的《首都圈市街地开发区域整备法》、1959年的《首都圈建成区限制工业等的相关法律》、1966年的《首都圈近郊绿地保护法》以及1986年的《多极分散型国土形成促进法》等。在构建湾区法律保障体系的同时，日本分别在1960年、2006年、2011年和2014年推出了《东京规划1960——东京结构改革的方案》《10年后的东京——东京将改变》《2020年的东京——跨越大震灾，引导日本的再生》以及《创造未来——东京都长期愿景》等专项湾区规划，通过具有延续性、可调整的统一规划实现经济的深度融合。

　　（二）构建产业分工的雁阵布局体系

　　在推进湾区基础设施一体化和经济发展一体化的同时，国际大湾区另一个重要实践经验就是立足于核心区与外围区的比较优势，成功地建立了产业分工的雁阵布局体系。在国际大湾区的雁阵布局体系中，核心区扮演着经济增长点和发动机的角色，是高端要素和高端产业高度集聚的区域，在产业价值体系中占据了附加值较高的环节；外围区发挥着承接核心区产业转移和配套设施的功能，布局的主要是与核心区产业关联度较高、处于价值体系中间位置的产业部门。核心区的高端产业与外围区的配套产业相互协同演化，技术溢出效应和反馈促进效应显著，凸显了雁阵布局体系的合理性。

　　雁阵布局体系的本质在于追求产业竞争优势的协同攀升和梯度转移，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产业链上下游环节之间的协同效应。就国际大湾区的实践经验来看，旧金山湾区的“头雁”在硅谷，汇聚了以谷歌、苹果、思科等世界500强企业为代表的众多电子类高科技企业，而外围的圣何塞市则依托风险投资产业和高等教育产业为硅谷的创新创业输送资金和人才，另一个处于外围的奥克兰则以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为主，为硅谷的高科技产业提供各种原材料、中间品以及产品输出服务。另一个典型是东京湾区，作为雁阵理论发源地的日本更加重视产业的合理布局和协同分工问题。为了有效提升东京湾区的国际竞争力，日本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实施了“工业分散”战略，将核心区的东京都打造成为了对外贸易中心、金融服务中心和高科技产业中心，附加值相对较低的一般制造业部门则被迁移至周边的横滨、川崎等城市，最终形成了分工明确、协同发展的产业布局体系。

　　（三）明确市场机制与行政机制边界

　　各种生产要素能够在国际大湾区内部自由流动，除了受益于经济一体化的顶层设计之外，市场机制与行政机制之间的良性互动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具体来说，三大国际湾区无一例外都是以市场机制为主、行政机制为辅，而且行政机制主要着力于解决湾区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基础

　　建设和法律保障问题，把组织生产和资源配置的问题交由市场机制去协调，政府部门较少会对市场经济进行直接的干预，而且干预的流程也是高度透明化的。正因如此，人才、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得以在大湾区内部自由流动而不会受到各种显性壁垒或是隐性壁垒的阻碍，并且在市场机制的调配下达到最优配套状态，从而最大限度地提升湾区经济的生产效率和总体竞争力。

　　市场机制与行政机制并行不悖而KK相协同能够产生显著的经济增长红利，有利于湾区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市场机制的主导性作用在国际大湾区的發展历程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无论是纽约湾区曼哈顿的金融业，还是旧金山湾区硅谷的高科技产业，都是受到了市场机制的驱动而发展起来的，而这些产业的高度集聚又进一步巩固了市场机制在湾区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在这一过程中，行政机制所发挥的主要是基础性作用，即通过营造国际化、透明化、法治化、自由化的营商环境，以及解决产业布局所面临的基础设施配套问题，为高端要素和产业集聚提供优良的环境和服务。因此，市场机制与行政机制缺一不可，而且两者间的边界必须予以厘清，这样才能够确保湾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四）构建对外开放的贸易投资格局

　　构建对外开放的贸易投资格局也是国际大湾区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对外开放的贸易投资格局包括了几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商事规则与国际接轨，这对跨国公司和外贸公司具有较强的吸引力，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适应成本和不确定性风险；二是包容化的创业环境，鼓励创新、支持创业，为创新创业提供各种支持，这对创业者具有较强的吸引力，而创业活动有利于为大湾区建设注入新的活力；三是便利化的贸易投资环境，开展贸易投资活动所涉及的审批和监管流程高度优化，无论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都能够很便利地开展贸易与投资活动。与此同时，对外开放的贸易投资格局涵盖了“引进来”与“走出去”两个环节，前者有利于集聚高端生产要素，后者有利于发挥大湾区的外溢效应。

　　无论是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还是纽约湾区，都通过构建高度包容开放的贸易投资体系，有效降低了企业的经营成本和创业风险，使得企业能够更加专注和有效率地开展生产经营和科技创新活动，最终培育了一批享有世界声誉的知名公司和知名品牌。以旧金山湾区的硅谷为例，硅谷创新发展正是得益于开放体系的构建，这是一项综合性的工程，涵盖的方面包括了：有利于企业创业、创新和发展的政策和体制；专业化中介服务体系；世界一流大学及其与产业的互动；高水平的创意、创新活动；高密集的高素质人才；浓厚的创业氛围、鼓励冒险容忍失败的文化；高质量的生活和人居条件：雄厚的创业资金来源和成熟的金融体系；专业化的技术市场服务体系；便于全球化的区位优势。此外，国际大湾区还立足于“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双向联动，在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中充分发挥了内联外通的枢纽作用，进一步奠定了湾区的发展地位。

　　四、国际湾区经验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启示

　　从国际大湾区的实践经验来看，基础设施一体化、要素流动自由化、产业分工协同化、营商环境包容化是打造世界级一流湾区所必须具备的条件。结合粤港澳合作的具体条件和现实环境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可以参照国际大湾区的发展规律，在规划布局、基础设施、协同分工、产业融合等领域不断推进，逐步构建开放包容、高度协同的湾区经济体系。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主要可以通过推动一体化深度融合进程、打造特色化分工协同体系、构建自由化要素流动保障以及营造国际化营商发展环境等路径来实现，保障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顺利推进。

　　（一）推动一体化深度融合

　　受益于CEPA及其框架协议，粤港澳合作已经进入了正轨，合作模式也趋于成熟。在此基础上，有必要基于顶层设计的高度，进一步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体化进程，实现湾区经济的深度融合。具体来说，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一是统一规划布局，通过设立粤港澳大湾区规划领导小组和建设委员会对大湾区建设的目标、原则、思路和重大举措进行研究；二是加快交通、电信、金融等基础领域的一体化建设，实现城际轨道、航运物流、网络通信、信贷融资的无缝对接，打造便利化的生产生活环境；三是推进产业结构的一体化建设，破除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各个城市产业结构同化难题，形成各有侧重、互相协同的湾区生产网络体系。通过在多个领域的一体化建设，促进湾区经济的深度融合，有利于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的整体品牌效应和规模发展效应。

　　（二）打造特色化协同体系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涉及“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一其他大湾区所没有的特点既对城市之间的协同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可以充分利用的比较优势。具体来说，粤港澳大湾区协同体系的建设涵盖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城市建设的协同，二是产业结构的协同，三是经济政策的协同。为此，要充分发挥“一国两制”的体制性优势，建立完善新型区域合作关系，在服务贸易自由化、贸易投资便利化、人才交流、创新创业等领域“先行先试”各项政策和措施，并且做好城市发展规划和产业发展政策的对接。同时，要以香港、深圳、广州为中心，将深莞惠、广佛肇、珠中江三个都市圈和港澳作为载体，打造多中心组团的湾区经济新模式，形成圈层联系紧密、产业布局合理、功能定位清晰的湾区经济格局。通过优化提升现有的粤港澳合作机制，着力建设多个中心城市联动、产业链条内嵌融合、产学研无缝对接、经济政策高度协调的协同分工体系，突出粤港澳大湾区各个城市的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形成特色鲜明的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格局。

　　（三）构建自由化流动保障

　　要素自由流动是通过市场机制调节来实现资源最优化配置的必要前提，也是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竞争力的必经之路。为此，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在人才培育层面，要通过简化和优化户籍、社保、教育等公共服务事项的审批流程，破解不利于人才流动的体制性障碍，解决专业人

　　才的后顾之忧，形成粤港澳专业资质互认、专业人才互动、专业岗位互通的人才流动格局；在技术创新层面，要立足于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建设一批技术创新孵化基地、创新产业园区和创业发展平台，并且高标准打造技术交易中心、产学研对接平台和技术合作开发中心，为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提供更为便利和优越的市场环境，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的“硅谷”地带；在资本集聚层面，政府部门一方面要转变管理思路，落實好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另一方面要提升服务水平，通过完善企业征信系统，为消除企业与风险投资、银行和保险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创造条件，降低企业投融资成本和资本财务风险，从而提升粤港澳金融业服务于产业转型的能力和效率。

　　（四）营造国际化营商环境

　　国际化是世界一流湾区发展的必经之路，无论是东京湾区、纽约湾区，还是旧金山湾区，都经历了从地区小湾区发展成为国际大湾区的演变历程，透明、便利、法治的营商环境是国际大湾区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粤港澳大湾区要实现从区域性湾区向国际大湾区的转变，就必须在营造国际化营商环境方面取得更多的进展，形成“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联动的对外发展格局。为此，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广东自贸区建设和2l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为突破口推进制度改革和体制创新，是粤港澳大湾区营造国际化营商环境、跻身世界一流湾区行列的必然选择。积极探索制定符合国际化、法治化、公平化要求的跨境投资、贸易规则新体系，推动贸易、投资、金融体制等在更高水平上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有利于确保粤港澳大湾区在新一轮国际竞争格局中的地位，为实现从被动适应全球经济治理框架到主动参与、融入乃至引领全球经济治理框架打好基础。

篇二：旧金山湾区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启示

　　时值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再次引起广泛关注。今年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全面铺开、纵深推进的关键之年，如何能够在新冠疫情持续蔓延、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依旧盛行等现实国际环境和不利条件下，使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在对接国内、国际双循环方面发挥主要作用，构建起更有韧性和更加安全的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成为当下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继美国纽约湾区、美国旧金山湾区、日本东京湾区之后由我国着力打造的世界第四大湾区，是国家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世界银行曾有一份报告显示，全球经济总量中的60%来自港口海湾地带及其直接腹地。因此，粤港澳大湾区的未来发展前景势必将像其他三大湾区一样，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引导技术变革的领头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9月2日发布的《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有17个区域进入全球创新集群百强，数量仅次于美国的25个，这其中，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排名全球第2，仅次于排名首位的东京-横滨创新集群。由此可见，我国已经逐步形成梯次联动的区域创新布局，区域创新集群活力迸发。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发展可期可盼，无论在密度、力度、广度和优先级等方面都是空前和首屈一指的，更

　　有望全面超越长三角、京津冀，成为中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市场化水平最高、创新研发能力最强、国际化程度最高、经济最具活力的国家重要战略发展区域，但巨大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潜力的背后，粤港澳大湾区所面临的诸多方面挑战也是空前的。其中最大的挑战就是“一国两制”下的城市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不同于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以“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种货币、三个关税区、四个核心城市”的格局建立世界级城市群的粤港澳大湾区，其社会制度、人文差异、交通运输、协调管治、实施机制等方面的问题更为复杂，跨区域治理也成为了大湾区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如何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势，确立三地“抱成团，一起做”的治理新思维，令“最难的事情”成为最大的优势，是粤港澳三地需要重点考虑的。

　　与此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还需要注意区域一体化的真正内涵概念，要理解其实质。常有人说，“一体”就是“一起”。话是没错，但这里的区域一体化发展，强调的并不是单一的融合区域性资源，而是要体现在战略合作、协同发展的相互转化和促进上，从区域协同的激荡中寻找“全球定位”，在更深层次、更广范围与世界相连。这就需要国家层面在各区域战略规划的制定过程中，对不同区域的发展定位进行更为细致的错位竞争考虑。在这方面，不能仅仅依靠市场调节，还需要政府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给予必要补充。

　　从过去的大战略、大发展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国家层面的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地区崛起、长江经济带建设，还是省市层面的川渝经济区、中原城市群、北京城市副中心、天津滨海新区、西咸新区等建设，尽管发展成效显著，但比照我们的规划目标依旧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其主要原因就是区域一体化发展过程中的区域分化、无序开发痼疾依然存在，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依然没有被打破，地区间恶性竞争、产业结构同质化、地区分割依然很严重，越来越多的跨区域管治问题成为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瓶颈。区域协调发展、区域协同治理，既是治国理政的基本发展理念之一，又将成为我国未来区域发展面临的重大战略问题。因此，新时期我国区域协同发展的主要任务，就是以市场为主导，打破行政区域规划限制，树立一体化发展意识，通过政府与市场的有机协同推进，形成动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新体制机制，使落后地区补齐发展短板、发达地区克服瓶颈制约，关键领域“填平补齐”。

篇三：旧金山湾区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启示

　　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规则对接问题及其对策分析

　　作者：陈楚霞来源：《经济研究导刊》2020年第23期

　　摘要：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规则对接不仅面临着跨境科研资金及人才等要素流动不畅的问题，而且面临着三地知识产权制度不一、协同创新水平不高等制度藩篱的挑战。因此，借鉴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三大国际湾区经验，粤港澳大湾区应采取设立湾区科技创新专项基金、建立湾区人才互认互联机制、健全知识产权政法联动机制等对策，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规则对接。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规则对接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20）23-0026-02

　　粤港澳大湾区拥有具有世界竞争力的生产要素和产业集群，是我国创新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从科技创新资源集聚上看，粤港澳大湾区则聚集了国内外大量创新资源，产业基础雄厚;从具体专利数量上看，2014—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的发明专利总量逐年上升，由10.4万件增加至33.1万件，增长219.31%。广东省要将粤港澳大湾区要建设成国际化创新核心平台，仍需加强广东与港澳之间的规则对接，推动国际高端创新要素在三地的流动顺畅。

　　一、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规则对接主要问题

　　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交流合作成果斐然。但是仍面临跨境资金和人才等要素流动不畅、知识产权制度不一的挑战。

　　（一）三地科研资金跨境使用困难，联合科研活动受阻

　　其一，科研资金跨境拨付仍存在地域和主体等审批限制。地域限制上，目前国家级和广东省级财政科研资金对港澳跨境拨付已经取得突破，2019年7月30日，香港科技大学承担的省级科研项目财政资金316.96万元顺利拨付香港。但是，地市级层面还未建立对接。申请主体限制上，三地科研资金申请尚未全面开放，且申请成功后经费使用受行政区域限制。其二，三地尚未设立面向全湾区的专项科研基金。三地财政科研经费管理制度差异大。广东省以科技发展专项资金和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基金为主，香港以创新及科技基金为主，澳门则以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为主，三地管理模式不同，难以实现专项科研基金对接。此外，传统的科研基金管理体制遵循属地主义，阻碍了三地跨境联合科研活动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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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地人才互认互联水平较低，人才流动不畅

　　其一，粤港澳三地间专业技术资格互认体制未形成，对科研人员资格的互认缺乏标准。职业认证机构上，三地执业认证结构和资格获取方式不统一，许多行业执照需要“三地三考”，且执业范围和服务对象有限。职业认证主体上，内地往往都是以单位为主，港澳则是以个人为主，比如通常情况下港澳建筑师、医师以个人签字为有效认证。其二，三地税制冲突明显，影响湾区人才集聚。广东九市对居民的境外收入和非居民的境内收入都征收个人所得税，而港澳则实行单一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在税率上，香港的2%—17%四级累进税率和澳门的7%—12%六级累进税率都远低于广东实行的3%—45%超额累进税率。

　　（三）三地创新人才联合培养机制不够健全，合作办学成效较低

　　一方面，三地科研兼职与访学的审批流程较为复杂，联合培养渠道尚不成熟。直到2019年4月，华南理工大学与澳门大学才正式签署了大湾区内首个高校合作的双向双学位本科联合培养项目，联合培养尚处于起步期。另一方面，粤港澳三地科教水平差距大，合作办学模式不成熟。根据2020年QS世界大学排名，粤港澳大湾区中香港有5所高校进入全球前100名，而广东省最高名次仅位列第287位。而且，目前粤港合作办学落地的仅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UIC）和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两家。

　　（四）三地知识产权制度差异较大，成果转化效率较低

　　其一，知识产权认证和保护规则不同。目前三地知识产权法、专利法不尽相同。三地知识产权法不仅在知识产权的取得、利用、管理和保护四个环节存在规范冲突，而且在保护对象、保护期限、权利的取得方式、执法模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且不能自动互认。以商标注册为例，湾区内的商品面临着同一商标三次注册的问题，也面临着同一商标申请法律保护时面对三种不同司法制度、三种不同审查标准的情形。其二，知识产权服务平台运行规则尚待协调。粤港澳三地虽然初步建成泛珠三角区域知识产权合作机制，但各地的知识产权运营交易、信息服务、维权援助机构和平台之间没有实现信息融合、资源共享，未推进实质性改革。其三，粤港澳大湾区跨城市协同创新水平较低。由于湾区三地知识产权制度差异，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等创新主体的合作较少。近五年粤港澳大湾区整体的“跨城市专利合作比率”仅为0.95%，远低于旧金山湾区的10.33%，东京湾区的3.28%，以及纽约湾区的1.57%。由此可见，三地科研成果转化渠道尚未打通，科研成果转化效率低下。

　　二、世界三大国际湾区经验分析

　　当前，以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等为主要代表的国际一流湾区具有“港通天下”、高度开放、创新引领、产业发达、宜居宜业等共同特征，其科技创新规则对接经验值得粤港澳大湾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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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紐约湾区注重高端要素汇集及供给的规则对接

　　纽约湾区利用地理优势和资源优势助力区域产业规则对接，形成优势互补的城市良性分工。一是根据各个城市的地理位置和现有基础设施完善统筹全区域的交通体系规则对接，对接跨城市的人员、货物、资本和信息服务渠道统一标准。二是扩大曼哈顿区域范围，强化各州间的经济金融规则对接以及商务办公和消费娱乐等配套功能相关规则的对接。

　　（二）旧金山湾区聚焦产学研高度融合的规则对接

　　除了拥有世界知名的硅谷电子工业园，旧金山湾区还汇聚了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谷歌、苹果、英特尔等世界知名高校和科技巨头企业总部。旧金山湾区政府十分重视教育和科研，设立高校研发奖励，推动高校和企业规则对接。同时，鼓励人才与产业结合发展规则对接，形成了产业资本回报科研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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